*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绘了一副帝国大厦倾塌的悲剧图景。各阶层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难逃其难。全书共分七章，先生从皇帝、大学士、首辅、*人、思想家等不同身份的视角出发表现了这场悲剧，并从中探索深层的原因。
先生在《自序》中写到：“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其后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并最终导致明朝走向灭亡。”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写作的目的也在于此。
本书英文版书名为“,AYearofNoSignificance”，中文版书名为“万历十五年”。虽然从本书的标题中不能直接看出*仁宇先生的观点，但书名无疑交代了本书聚焦的时间点，即年。先生在书中写到：“这些小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从中，我看到了*仁宇先生对这一年的基本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先生非常重视这一年。从短时间看，万历十五年似无大事发生，但放在长时段看实则暗波涌动。同时，我也能从中体会到先生“大”历史观中注重长时段分析的一面。这本《万历十五年》，以一年为切入点，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背景，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先生强调，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除了探讨明朝覆亡的原因外，*仁宇先生也想说明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可以说，*仁宇先生从中国明代问题入手，试图以“大”历史的眼光，深入考虑道德与法制的关系问题。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以道德治国和以法制治国两条路，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当然，这两条路并非绝对对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间可能会在两条道路之间切换，甚至进行融合。那么，何以认为道德与法制的选择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呢？中国方面本书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先生还认为，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就是先生发现的中外共通之点，他觉得这在今日很可以作为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
再回到先生对明朝历史的认识，先生自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这就明确指出了道德和法律并非存一去一的割裂的存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仁*传统，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而本书生动地展现出了道德力量的强大以及脆弱。甚至可以说，明朝的悲剧是中国传统德治理想发展到极点后的一次崩塌。
首先来看明朝是如何确立以道德治国的。在考察明朝立朝根本时，先生明确提出，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明朝以道德立国，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为一切问题的症结。”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马克斯·韦伯对*治合法性的阐释：
（1）传统型：建立在习惯和古老传统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上；
（2）卡里斯玛型：建立在某个英雄式人物个人魅力上的，先知、圣徒和革命领袖是他们的典型；
（3）法理型：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令的信赖基础上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选举产生的统治者。
明朝的情况显然是第二种。在明朝，通过道德的力量，皇帝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先生是这样表述的：“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明朝正是以此建立起自身统治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万历皇帝的权力和其前代并不一样。虽然人们如千年前一样称颂皇权由上天授予，但是皇帝的权力事实上来自于文官集团。“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为了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就需要皇帝提供足够的“诚意”，可问题恰恰在于，当万历皇帝看透了这一切，开始拒绝各种礼仪而试图寻求个性自由时，他自身的权力也变得岌岌可危了。道德可以让他被群臣称颂为“明君”，也可以让他被群臣斥为“昏庸”。道德裹挟下的万历皇帝就像灯光下的一尺白布，任灯光将其表现为各种颜色。
虽然如此，在明朝以道德治国的过程中，以道德治国又确实表现出积极的一面——诚然这不是本书论证的重点。这种积极主要表现在弥补技术不足上。“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效率的*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虽然道德高尚的一面曾挽救明朝统治与危亡之间，但那不过是延后其被颠覆的时间罢了。对于一个积弊成疾、苟延残喘的王朝来说，局部的改进和维护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事实上，本朝单一的以道德立国的标准本身就已经扼杀了革新的可能性。这一点还将在下文提到。
接着，再看明朝以道德治国导致的巨大问题。道德可以延伸出信仰，虔诚信仰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但是这种信仰的崩塌却也轻而易举。一旦信仰出现一丝裂缝，那么很快，难以弥补的裂痕就会遍布整个肌体，最终使信仰整个崩塌。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万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间隙上。“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此举不但使万历皇帝在申时行后再无值得信赖的近臣，在与文官系统周旋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他*治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导致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塌。
更复杂的是，“就诗书提倡的道德，使得明朝官员具有双重性格。”我认为*仁宇先生论述最为精彩之处就在于点出了明朝官员“阴阳分裂”的一面。“阳”指遵循道德的约束，而“阴”指追逐自身私欲。如果说万历皇帝被臣下要求必须成为绝对的“阳”，那么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他们身上“阴”与“阳”的不同比例构成了极为复杂而生动的一幕，构成全书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张力。
明朝文官系统十分发达，甚至可以说，万历一朝（特别在他变得不配合之后）真正管理国家的乃是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对阴阳的选择，而整个文官集团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先生如是写到：“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可以说，第一种游离在阴阳之间，第二种流于阴，第三种则执于阳。由此可见，整个系统本身已经十分复杂了。
而面对这个复杂的系统，明朝能用来维系他们之间和睦、使之和衷共济的纽带仅为道德一条。申时行深谙阴阳调和之道，但是其调和的行为只能缓解问题；张居正和海瑞都有改革的一面，可惜的是单一道德立国下，整个国家体制已经近乎僵化，改革的因素被保守的因素侵吞，已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先生如是表述：“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我不由得感慨，如果明朝在最初建设时留下法制的因素，也许改革还可进一步发展。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明朝的建国构想已经扑灭了法制发展的可能性。在上述分析之后，*仁宇先生进一步对造成道德治国现状的经济原因进行了分析。我国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到明朝，这一点更是被列入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中。“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上的障碍。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积弊的根源在于财*的安排。在开国之初，*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显而易见，这种财*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造成这种财*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
由此，*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交缠在一起，使问题格外复杂而难以解答。在道德败坏之后，道德治国使明朝统治陷入混乱，又从根本上压制乃至消灭了其自身利用法制改革的可能性。
较为特别的是，早在万历年间，整个明朝就已经进入悲剧的尾声，但是明朝的覆灭却远在其后。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抵如此。可惜随着制度惯性的消失以及外族的入侵，明朝最终还是走向了它的毁灭。
我认为，明朝的建国设计是理想主义的，可是它却迎来了一个凄惨的结局。这实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现如今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不可谓不是一种以史为鉴。
由此，我还联想到了一种中国人常见的思维，即二元对立。“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明朝在技术上存在极大的缺陷，而一旦缺少客观的评判标准，即使是像海瑞这样的官员也不得不依据道德说出“宁使其弟亏”这样的话。
评判标准的缺失还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人们开始以自身为评判标准。先生直言，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反观如今网络上的键盘侠，他们动辄将大帽子扣在别人头上，或是将人批评得一无是处或是将人捧上神坛。这种过山车式的评价，反映出他们心中缺少合适的标准，只能听任情绪的流窜，遇事则上纲上线、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随意批判他人，而眼不见辩证二字。
好在近年对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并约束自己的行为。非黑即白的声音正在不断减弱，理性发声、求同存异的声音正在成为时代的强音。慎重考虑道德和法制的关系，准确评估两者在治国理*中的作用，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同时不忘提倡美德，这些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
除此之外，先生的准备工作也引人瞩目。在写作本书之前，*仁宇先生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来先生对明代史料的摸索，使他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独到的看法。根据先生的回忆，早在年，他就展现出了对明史的兴趣并选定“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先生自言，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时间。论文完成后，为进一步解决他的困惑，并试图对明代的财*与税收窥其全豹，他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书。时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先生又花了两年半时间阅读。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花费了先生更多的时间。此书从计划到定稿，共计7年。可以说，《万历十五年》一书写作于先生学术成熟期，在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回顾出版经历时，先生提到，中文版出版不易，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万历十五年》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好在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
虽然在出版上困难重重，但此书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并且以其近乎《史记》的生动广为人们所知。
先生在本书中运用的概念基本来自于生活或历史的普通概念，并没有提出艰深的或者全新的概念。先生也坦言，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可以成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先生行文连贯，用语明白晓畅。在兼顾史料的同时，注意叙述的文学性。对人物的描写不乏合理的扩展，让人感受到司马迁式的故事生动性，引人入胜。
作为一本出色的公共史学读物，*仁宇先生在书写《万历十五年》时，试图将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其背后的社会框架或者说社会结构区分开来，并给予其中的人物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尽可能地还原他们身为“人”的多样性。比如，*仁宇先生试图并成功地将万历皇帝朱翊钧与“皇帝”区分开。他认为，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也正是因此，先生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论，多少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所出入之处。对于万历皇帝，学界大多以为昏庸批评之。但是，个体都是复杂的，我们很难以一个简单的名词概括之。先生反复强调，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职位，而具体的皇帝则是个人。
由于《万历十五年》总写明朝*治失败乃至走向崩塌，先生也澄清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绝不是让中国“丢丑”，而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探究明朝灭亡原因并展示万历朝广阔社会图景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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