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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胡洪侠夜书房
胡洪侠，资深媒体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创始人，中国读书届最重要的评选活动之一“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的创始人、主持人，以读书、藏书、写书为乐。他说他的书房属于黑夜，所以叫“夜书房”。夜书房的灯一亮起来，故事便开始了……
这天，夜书房来了一位喜欢画书房的人。
哪年认识胡洪侠（江湖人称“大侠”）的已经无从可考，至少二十年以上了。那是一个BBS时代，和OK先生（胡洪侠网名）在很多论坛有交集，讨论、交流、吵架以及拉偏架，彼此都默认对方为“我方书友”。年，大侠邀我至深圳参加《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承办的“全国首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借机书友聚会，从此开始真正交往。那时，他是《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主编，我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编辑。
久闻胡洪侠书房是深圳一景，顶天立地几层楼书架，被誉为“深圳最高的书房”，但十几年来我来去匆匆，没能去膜拜。不久前，我终于找了个机会夜访夜书房。
疫情期间，我连续几个月每日画一幅书房，其中就有“夜书房”。大侠给我发来不同角度的书房照片，我对照着、想象着、虚构着画了一幅夜书房。画照片和看实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心心念念要来夜书房实地走访一下，并持画请大侠题上款。大侠题道：“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初，绿茶持此图来我书房，两相对照，宾主哈哈大笑，各称其妙。我更喜欢绿茶笔下我的书房。洪侠记”。
绿茶手绘之胡洪侠书房
眼见为实之后，我对自己的小画更加汗颜，各种比例不符，角度不确，透视更谈不上，好在宾主“哈哈大笑”，足矣。
夜书房比想象得更壮观，从进入书房那一刻起，女主人叫我喝茶，我却始终没能坐下，一直在不同的书架边徘徊、浏览，惊叹于大侠对书房的用心，以及书类之丰富。
那一夜，我们话书房，从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说起……
绿茶（左）和胡洪侠在夜书房
20世纪80年代文化怎么热，
我的书就长什么样
绿茶：咱们先来聊聊你的淘书史吧。
胡洪侠：那我们就从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说。当时没考虑过书房的问题，我最早拥有过一个书箱，不知是不是爸妈结婚时做的一个箱子，后来我就占为己有了。我从十几岁开始买书，那时候没钱，主要靠过年时攒的压岁钱，买了书就存在那个箱子里。
记得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与理想》，作者叫赵*民。这本书不得了，我小时候很多价值观受这本书影响，特别正能量。当时我读了又读，画了又画，觉得书里那种排比句很美。现在我写文章也喜欢用排比句，这个毛病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另外一个喜欢用排比句的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那句：朋友，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十六岁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衡水师范。那个时候我已经买了一些书，大多都是类似《青春与理想》这样的励志书，现在家里还有十几本那个时候买的书。当然，世界名著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买的，还有一些网格本，像《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老实人》等。
师范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中国文化史论》(书目、注释)。这其实就是一本书目，告诉你要了解中国文化需要读什么书，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历史方面的、文学评论方面的、批评方面的，等等。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中国文化的最基本书目。但那个时候没钱，买书上不了量。当时我特别注重个人修养，主要买一些如《青年修养读物》《青年修养通讯》之类的书，还有如《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样的书。
当然，我也买一些工具书，如《辞海》的历史分册和文学分册。我在衡水师范时期买的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真正开始大量买书是毕业后在《衡水日报》工作时，因为那时有了工资。我的第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元。我清楚地记得用二十二元两毛钱买了《辞海》（缩印本），这可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啊。我现在一直在找二十二元两毛钱的《辞海》（缩印本）。这在当时可是豪举啊，因为和我一个办公室的一位老先生有《辞海》，还有《辞源》，有人要查个什么东西时，老先生总是马上帮你查，简直跟百宝箱一样。而我，从此也可以了。
有了这次豪举之后，我的买书行为就一发不可收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怎么热，我买的书基本就长什么样。
我主要通过几种方法买书。一是通过新华书店里机关供应部的《社科新书目》订购；二是邮购，那时候各个出版社都可以邮购，我那套“走向未来丛书”就是邮购的；还有就是利用出差的机会买书，那时候我经常去石家庄、北京出差，到了之后先把回程车票买了，防止自己在书店买起书来太忘情，搂不住，把回程票的钱也给花了，那就回不去了。
有一次在北京，别人让我帮他带一本《边城》，结果我买回来一本《围城》，最后只好自己留下了，后来发现《围城》比《边城》更火。那时候我老去北京王府井、东单一带的书店，以及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等，因为我有个同事考上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我老去找他，住他宿舍里，然后一起去买书。
那时候我买的书有限，就给每本书都编上了号，用HX打头，HX就是洪侠，然后是、……那些年我最迷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认为这辈子也不可能过上书里那样的生活。没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早就超过《第三次浪潮》中描写的那样了，都不知道已经到第几浪啦，什么“在家办公、DIY、跨国公司”全都实现了。托夫勒在中国的“浪潮”可不得了。当时，深圳有一个人看了《第三次浪潮》后给托夫勒写信，邀请他来深圳。深圳大学还专门办培训班就叫“第三次浪潮培训班”，放托夫勒自己拍的“第三次浪潮”电影。
后来，我考上人大研究生到北京上学，一到周末就骑上自行车转遍北京城的书店。那时，我从人大骑车出发，有固定的逛书店路线：上北三环到北太平庄往南，先到西四的中国书店，然后继续往南到琉璃厂，再到社科院的一个小书店，然后到王府井，接着去朝内大街一六六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就是隆福寺中国书店及五四大街红楼旁边的书店。一圈转下来，满载而归。
以上算是我的淘书前史。
夜书房藏书
从三十箱到三百箱，
现在藏书总量在五万左右
绿茶：你的淘书前史的确很符合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特点。你的书房的真正成长史应该是南下深圳以后的事情吧？
胡洪侠：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南下了。来深圳时，我带了三十多箱书。度过短暂的借宿阶段后，我有了自己的宿舍，同时也就有了书房的开始，那三十多箱书就是书房最早的班底。当时，姜威（深圳媒体人，胡洪侠的好朋友）来看过之后说了四个字——“书品不错”。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国贸大厦对面的海丰苑大厦楼内有一个深圳古籍书店，书店名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题写的。进到这个书店后你会觉得你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北京。书店里的摆设、书标等，全是琉璃厂的味道，老板叫于永凯，是琉璃厂后人，北京来的。北方的古籍书店什么格局，这里就是什么格局。我买线装书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后来我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玩古籍，于是在那里报复性地买全了“二十四史”，还有《资治通鉴》，以及各种大套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丛书……一个中国读书人必备的中国书籍基本就齐了。
我写过一篇《四个汉子和三百箱书》，讲述自己的几次搬家史和搬书史，大致是这样的：刚来深圳，三十多箱书，搬离*木岗安置区时，变成了六十箱；第二次搬家时，六十箱变成了一百五十多箱；第三次搬家时变成两百多箱；第四次搬家时总箱数超过了三百箱。现在嘛，估计六百箱都不一定能装下我的书了。除了“夜书房”里这些书，报社办公室里也有满满的书，总量在五万左右。
夜书房
我有很多藏书小专题，
最成规模的是“《》专题”
绿茶：这么海量的书，你是如何分类、整理的？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藏书专题。
胡洪侠：我的书房都是自己折腾的，大概分类心里是清楚的。客厅里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另一边楼下的是外国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二楼的是关于书的书，以及我喜欢的名家的集子（相当于集部）；三楼的主要是目前在看在用的书；还有好几个专题如“《》专题”等都在报社办公室里放着。
最早的专题是“关于书的书”。我书房里这个专题的书是很全的，至今还在陆续丰富中。
另一个专题是“外国人看中国”。这部分书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有关系，那个年代出版了大量西方人看中国的书。然而，这是一个“大坑”，填不满。最近我还买了一套影印的“外国人看中国”的英文原著。
再一个专题是“关于中国的画册”。这个专题里是各种图片，从刘香成（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到19世纪西方人拍的中国都有，收藏这个是我看《老照片》养成的毛病。
然后就是关于人的专题。这个专题里的人物有钱锺书、陈寅恪、胡适、周作人、董桥、*裳等，太多了，开始没什么特点，后来渐渐形成一个一个小型的“人的专题”。其中，“董桥专题”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带有研究性质的有“贺孔才专题”。这方面我现在收藏非常全面，退休后要以此做做学术研究。还有日记、书信、年谱、名人手札、回忆录这些也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专题，我陆陆续续也在收藏。
还有就是书的专题。书的专题我有好几种，如唐弢的“《晦庵书话》专题”，我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晦庵书话》，包括香港版、台湾版等各种版本。还有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专题”，我很喜欢贡布里希，所以，他的《艺术的故事》我也先后买了几十种，包括天津摄影出版社以《艺术发展史》为名出版的那个版本。还有“《围城》专题”，我买了很多版本的《围城》，遗憾的是目前还没买到晨光（指民国时期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那个版本。
这中间，真正没边的是“《》专题”。我应该是国内收藏《》版本最多的人，已经有三百种以上了。我曾经在香港古书展上看到一本奥威尔签名本，开价十万。藏书家王强说那纯属瞎开价，他说一万就能帮我找到。可三年多过去了，我和他都没找到。奥威尔签名本存世的很少，因为《》出版后不到一年，奥威尔就去世了。但香港有一个版本，叫《二十七年之后》，这个版本目前我还没找到。
绿茶：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这么痴迷，是因为书本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胡洪侠：我就是喜欢这本书。当初我读这本书时，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反乌托邦小说”是怎么回事，但读了很多，包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叶·扎米亚京的《我们》。到了90年代后期，经历多次阅读之后，我惊叹于奥威尔没在那种制度下生活，也没遇见那些事情，却能写出那样的东西！而那样的故事都真实地发生了。这是非常震撼我的事情，它让我思考历史分界岭上人们的选择问题。
夜书房
我们不完全的“书籍观”
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绿茶：你藏书专题化，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吗？还是自觉的行为？
胡洪侠：这一点，我受美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影响，他有一本叫《聚书的乐趣》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知道藏书应该注重版本。比如《鲁拜集》，这是我书房的一个小专题。藏《鲁拜集》的人太多，藏这个需要的财力也太大，很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专题我已经停了。但《鲁拜集》的收藏我一直在坚持，因为它对我意义很大，这是我对书籍，尤其是西书收藏的一个态度，我称之为“书籍观”。我认为，“书籍观”是价值观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中国读书人，在“书籍观”这个层面是不过关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可以说，西方的“书籍观”没有被我们引进过来。
我们中国人对书的看法是功利的、实用的。中国的书籍传统里没有美学的成分，古籍在描述书籍之美时更多的只是在描述内容，根本不讲究书的形态、开本、用料、设计等，就是白纸黑字。中国人反对在读之外对书附加其他的东西。
而西方的书是有一种神圣性质的。纸张传到西方比较晚，早期西方人都是采用皮纸，价格高昂，所以，总是想办法让它美化、流传，有收藏价值。到了中世纪，书籍的形式更考究，人们对《圣经》有了像对上帝那样的热情，书也更具神性。同时，把书做成什么样，还和救赎有关系，所以，他们自然投入更大的精力和心力。于是，书籍美的传统在西方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而中国传统对书籍的看法中，既缺乏一种依恋，也缺乏一种崇敬。当我们谈及“书籍观”，我们在谈论整体意义上的书籍，与之相关的观念是一个整体。像这种崇敬、神圣、依恋之类的情感，在我们的“书籍观”中有多少分量呢？我觉得我们的书籍文化和西方的书籍文化有根本的差异。我们也很重视书，看起来我们中国最重视书了，典籍汗牛充栋，代代相传，但我们主要把书当作工具使用。
西方的“书籍观”是全面的，它不仅仅是实用的、白纸黑字的，而是一种工艺、一门艺术，甚至是收藏品、礼品、财产，是一种书籍生态。19世纪西方书籍传入中国时，我们只是引入了实用的、白纸黑字的功能，其他方面都没有吸收进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完整地把西方的书籍美学引进过来。
书籍之美作为一种理念，是英国工艺美术奠基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一提到莫里斯，就会提到《乔叟作品集》和他的凯姆斯科特（Kelmscott）出版社，但是莫里斯在创办出版社前二十年，实际上就已经和琼斯他们一帮朋友在装饰《鲁拜集》了。
《鲁拜集》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书籍之美水乳交融，唇齿相依，而不仅仅是一百零一首鲁拜四行诗，不仅仅是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翻译了奥马尔·哈亚姆。《鲁拜集》还包含这样的意义：因为它诞生在11世纪，莫里斯、维德他们都想到了要让鲁拜回到当时的环境，他们要在每一页上营造出中世纪抄本的气氛。所以，才有了《鲁拜集》装帧中的手抄风格，才有了整页设计、字母装饰、图文一体，乃至镶嵌宝石、极致烫金、繁复花饰、彩皮拼图等绝技上演。
西方手工书的传统，是“莫里斯们”的工艺美术运动带来的。西书诞生的时候，装帧和书芯是分开的，印刷厂只负责印书芯。书商把书卖到欧洲各地，卖的都是书芯，然后各地有专门根据需求做装帧的工厂，装帧工厂再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装帧，有真皮的、布面的等各种形式。
绿茶：你的“书籍观”比较偏西式，但我感觉你前面一路都是中式藏书路径，是什么契机让你转向西书收藏的？
胡洪侠：我觉得我们不完全的“书籍观”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受到过书籍美学的教育，他们不知道书之美是什么，结果导致他们也不怎么珍惜书，他们也不认为书在考试之外还是个有用的东西。你看高考以后，高中生就开始撕书扔书。中国的书籍都跟教材一样，做得太讲究实用，太对付了，没办法让孩子们对书籍产生热爱。
绿茶：具备这样规模的藏书人，你已经很会优化自己的藏品了，有清晰的专题路线，下一步还有什么优化举措吗？
胡洪侠：我逐渐在做减法。比如，《鲁拜集》之外西方的书我基本不收藏了。关于书的书，虽然很多人在做，但我的规模已经做起来了，还会继续做下去。但这个主题的书太鱼龙混杂，有很多水平很低的书，一开始我以全为主，什么书都收。但年之后，我慢慢开始优化，以品质为先。
绿茶：除了这些专题之外，能不能挑几本版本意义很独特的书给读者介绍一下？
胡洪侠：这套《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很特别。我中学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见过这么一套，当时没有人借，一直只有我一个人在看。这套书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我也因此爱上了中国历史。我这里这套是年典藏版，是我在布衣书局买的。但这套书是配的。我曾经在香港见过一套，但没带回来。这套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有特殊意义，就好比前面说的《辞海》（缩印本）之于我的意义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存一套。
还有这套《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郑振铎编的，我是在深圳一家叫*金屋的书店买到的。这套书是布面精装，20世纪50年代出版，珂罗版印刷，在上海制作的。那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书，真让人难以想象。你看看这里面的工艺，应是当时中国书美的极致。关于这套书，郑振铎文集里有记录，这是在人生后期对他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绿茶：作为藏书人，你如何面对藏书人的终极问题——书房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安置这些用尽一生珍藏的书籍？
胡洪侠：现在确实到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也是让人苦恼的问题。我也跟陈子善、薛冰、周国平等朋友交流过，大家都有同样的苦恼，也都在琢磨处理之道。我的基本想法是，在生前还来得及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拍卖行，分专题分批拍卖，凡是肯花钱去拍的人，应该都会重视这些书；或者做一个基金，找一个空间把这些书存放起来，书友可以来这里聚会聊天。当然，这种运作如果人不在了之后，就不一定能运作下去。
我现在最直接的希望是，等退休之后开一家书店，就这些书，喜欢你就来买，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绿茶(左)和胡洪侠手持夜书房手绘图在夜书房一隅
这次采访结束回北京后，我找了一本年8月第一版的《辞海》（缩印本），二十二块两毛钱的那本，寄给了大侠。他什么表情，不得而知。他说，他打开这本《辞海》闻了闻，有股熟悉的味道，却不是霉味，也不是美味，是“时间的味道”。
注：本文原刊发于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名人传记》年第1期“绿茶·名家书房”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