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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朝日新闻报道，《论语》的注本《论语义疏》手写本近日在日本被发现，该手写本出自约6-7世纪初的中国，传到日本后，在寺庙和收藏者、旧书店中被妥善保存至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小组表示，这极有可能是《论语》相关（非出土）最古老的手写本，从文字形态等方面进行判断，认为该手写本可能写于南北朝末期至隋朝。
据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佐藤道雄介绍，年3月，他收到东京一家古籍书店的消息，说出现了一卷《论语义疏》手写本。次年2月，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当时的馆长是法学部教授赤木完尔）认定这本书为宝贵的文化财产并决定购买。这家古籍旧书店的老板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这卷《论语义疏》手写本。该校图书馆购得此卷写本后立刻组织以斯道文库为主的各领域学者进行”专家会诊“，对该卷做了专题研究。年10月，借一年一度的庆应义塾图书馆贵重书展示会（第32回）之机，正式向社会公开并介绍初步研究成果。
据了解，该写本是南朝梁武帝年间学者皇侃执笔的《论语义疏》“第六卷”，庆应大学在年从旧书店买到了这珍贵的古籍写本。该写本为二十张纸粘合在一起长度为27.3厘米的卷子，专家们将其视为日中思想史和交流等研究的珍宝级历史资料。
《论语》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第一句“以和为贵”，成为日本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之滥觞。《论语义疏》是南朝梁皇侃采录数十家通儒旧说，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补诸书之未至，援证精当，博极群言，使梁以前诸家古注得以保存至今，是何晏集解之外《论语》的主要经注之一。魏晋时期，《论语》成为士人清谈之资，注家蜂起。
《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有著录。《国史志》评其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起便再不见诸家著录，知其亡于南宋之后。但唐时抄本却传入日本，清乾隆间又传回中国。何注与皇疏，保存了大量梁以前《论语》古注，为研治《论语》的必读参考资料。《论语义疏》久佚重光，终成幸事，堪称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佳话。
断代依据
1、此卷中有钤印两种，其一为“藤”。此印同时见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写本《史记》卷二十九，且根据“东寺文书”所收延喜20年（年）右大臣家牒中所用印，以及《集古十种》、《博爱堂集古印谱》收录印影，可以判断此卷《论语》曾与唐写本《史记》同经日本平安时代的藤原家族收藏，江户时代又转归掌管朝廷文书的壬生家所有，藤原贞干《好古杂录》、《好古日录》有相关记载。
也就是说该卷流传有序，且早在平安前期（9世纪）即已传至日本。
2、字体。前条提到的，江户世纪记录了该卷情况的藤原贞干认为此卷为平安写本，但此次参与调查的日本写本专家认为该卷字体与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写本差异较大，而与过去被定为六朝、现在改为唐初写本的《礼记子本疏义》字体接近。且其中字形的笔画写法远不同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中的唐代标准楷体写法，反而局部可见类似敦煌文书、魏碑的字形。
3、避讳。该卷中偶见“顺”字改“从”字，避梁太祖萧顺之讳。但亦有“顺”字不改处，其余梁、陈、唐讳皆不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