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第一个掠夺中国文物的国家？日本人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在日本保存着大批中国珍贵文物，特别是自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并长期保持往来贸易，因此积累了大量当时中国使用的书画、典籍、服饰、乐器等，其中有不少已成传世孤品，在中国本土反而难以见到。例如，世上仅存的这一件唐朝五弦螺钿琵琶，现存京都正仓院。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两国自古就有着文化交流，从东汉皇帝赏赐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中国文物就不断流传至日本，算来已有多年的历史。在众多中国文物艺术品中，日本人最喜欢的就是瓷器、佛像、书法这三样。随着唐宋时期遣唐使归国与中国僧人访日，无数珍贵瓷器和精美佛像东渡，而王羲之、怀素等书法大家的墨迹摹本等也被一并，日本贵族迅速为中国文化所折服。
至于茶道等文人审美趣味的传入，则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一股茶艺风潮，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正是因为有如此历史渊源，20世纪初的日本上层主流对中国茶具瓷器的兴趣远远大于其他珍宝，而且日本人对色彩极简的宋瓷颇为痴迷，而不像欧美藏家那样，偏爱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瓷器。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文物珍品流向世界，其中瓷器主要流向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比如同治元年（公元年），日本“千岁丸”号来沪行商，据随行人员纳富介次郎的日记记载，回国时他在沪上古玩市场花低价就廉价购买了一批元明清书画作品，这些文物都是逃避战乱的中国东南各省难民所出售。
从此之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通过“正常”的古玩贸易流入日本，到民国十年（年）左右，在华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就有50多人，主要分布与天津、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凭借这些城市的便利交通，他们可以随时将“购买”而来的中国文物，卖往日本、美国等地。当然，也有着一些中国古董商人在发现商机后，主动将藏品送至日本出售，比如留学日本的著名藏书家董康，他曾在民国元年（年）将自己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永乐大典”中的17册，卖于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
相比起那些花低价收购文物的古玩商来说，还有一些日本人的行为更加恶劣，他们通常是喜爱游玩的古玩商与探险家，通常，他们直接到中国内地城镇搜购文物，如臭名昭著的大谷光瑞，就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西域高昌故址，他盗得墓志、题记12方，江藤涛雄则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了大量珍贵的佛教造像、瓦当等古物，时人张扶万在其笔记中曾载，阎甘园家中所藏石铜佛像乃是六朝铜像，东洋人极其看重，最后以万元高价购买之。
除去民间人士之外，日军也肩负着搜刮文物的“重任”。比如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曾入侵辽宁海城，掳走三觉寺明清石狮一对，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也被日寇掠往日本——这块刻石记载了唐王朝册封渤海国的全部过程，是中原王朝对辽东地区进行统治的重要实物见证，但日寇却将其献给大正天皇，至今仍藏于日本皇室内库。
“七七事变”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干脆专门在师团一级设置“文物搜集员”，以搜索占领区的中国文物。在这些文物强盗的“辛勤工作”下，一批具有非凡价值的中国古文物被迫东渡日本，虽然，抗战后虽然有一部分被中国政府追回，但仍有许多流落至日本民间，从此杳无音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收藏家有很多都曾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实业家，充满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在晚年纷纷选择将收藏的中国文物悉数捐赠给国立博物馆或是私立博物馆珍藏，为此还先后建立起十余家专门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其中陈列上千件都可列为一级国宝。不过就现状而言，这些珍宝再也无法回归故土，每念及此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诞生了无数物质财富。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两百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万件中国国宝，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则是少是馆藏数量的十倍。
日本是第一个掠夺中国文物的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国宝始于明代，不过当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一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四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一千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箱，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三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十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年将雍和宫前三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九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一千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中国自年7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大多是民间富商捐款给博物馆购买，或者民间藏家自己购买。近年来中国文物在世界市场迅速升温，中国藏家购买实力也大大增长，对于购回流失在外的国宝很感兴趣。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牵头举办的“国宝工程·海外淘宝行动”年5月已经在日本展开。但在当年的日本全国古玩博览会上，中国“淘宝兵团”的收获并不大，因为日本人似乎没打算将中国的国宝拿出来。
日本人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以下是年5月首个“中国海外淘宝兵团”20名成员辗转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出手购得的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珍品。
《中国书画在日本：关西百年鉴藏纪录》是中文世界第一本针对日本关西的中国书画收藏的完整记录，对于关西重量级藏家的收藏人生，博物馆、美术馆的中国书画典藏的过程皆有精彩翔实的介绍。
书中包括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澄怀堂美术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大和文华馆、泉屋博古馆、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观峰馆以及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这九所知名博物馆和美术馆，每篇文章都由各馆所研究员执笔撰写，并配以珍贵图片，其中不乏国宝级的藏品，对于我们了解这些中国书画在日本的鉴藏史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材料。图书最后还附上每家博物馆的概要和基本信息，供读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京都国立博物馆由于上野家族半世纪前的慷慨寄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画馆藏，也拓宽了日本人对于笔墨精神的理解。中国传统的书画虽属同源同种，千古不易，然而，笔墨优雅的文化软实力，随艺术家所欲，变化面貌，不断翻新。而谈到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收藏史，须磨弥吉郎是不可或缺的。身为外交官的他，是一位具有国际性视野，能敏锐地捕捉同时期正于中国进行的“现代绘画”之动向，并对之加以分析的收藏家。
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藏品”，原系阿部房次郎所收藏，共计件书画作品。当他过世后，其子将其藏品全数捐赠，大阪市立美术馆也因此藏品而闻名于世。此外，大阪市立美术馆亦于年将拓本收藏家冈村蓉二郎收藏的件拓本全数购入，不仅供参观者欣赏，也让这些珍贵的拓本有了永久保存之地。
开设于年的澄怀堂美术馆，为全日本屈指可数的中国书画专门美术馆。其藏品乃是山本悌二郎搜集的以宋元明清为主体的中国书画，而以（传）李成《乔松平远图》为首；作为由一己之力建立起的收藏，其在质量、数量上均足以夸称全世界。
今日，见到日本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朴实无华的建筑外观，似乎象征着主人翁黑川家族极为低调的行事作风，然而事实上，主导中国书画收藏的黑川幸七，却是日本关西地区在“二战”之前最后一位重要的书画收藏大家。这位藏家，对于收藏志业充满着马不停蹄的奋斗精神与使命，也正是因为他对于文物的充沛热情，让其收藏作品拥有时代性的突出地位，站上关西收藏史的新浪头与高地。
大和文华馆为矢代幸雄所创立，他是日本一位从学习西方艺术为始，进而体悟东方艺术之美的重要美术史家；借由留学西方、经营收藏，到擘画成立博物馆，乃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