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童书译介出版工作日渐受到重视，从稚嫩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实现了稳健高速的质化提升。童书译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线实践中，数量、品种、质量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成为少儿出版体系中不可或缺、引人瞩目的主要门类，突显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童书译介；译介“引进来”；译介“走出去”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童书译介出版活动始于20世纪初期，在这之前大部分中国儿童的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仅是成人的附庸，基本生活和医疗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精神食粮，中国儿童的“被发现”和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本位观”“儿童观”的建立是随着外国儿童读物的译介而实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和转型也是直接受益于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晚清时期中国才逐渐出现零散译介的儿童读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儿童本位论”，由此激发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高潮，20世纪40—50年代从俄苏译介引进出版的童书占据了主导地位，而60—70年代全国的童书译介出版活动又基本停滞。直到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童书译介出版活动才走上了快速发展繁荣的快车道，中国也才真正开始了“为儿童而译”和“为儿童出版”的童书译介出版事业。
年以前的童书译介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的童书出版几乎是从零起步，年全国共出版图书种，总印数万册，出版的少儿图书总计种，总印数万余册，平均17位儿童读者才有一本童书，基本处于无书可读的状态。相较于战争时期的童书译介工作，20世纪50年代对部分苏联儿童作家作品的翻译初具系统的译介意识，如托尔斯泰、班台莱耶夫、盖达尔、比安基、贝洛尔的多种儿童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广泛译介。50年代的童书出版工作还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译介“走出去”尝试，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儿童图画选集》英、法、德、印尼四种文字版本，同时还将我国一批优秀的儿童读物，包括叶圣陶的童话、徐光耀的小说、丰子恺的儿童画以及许多民间故事等翻译成英、法、德、意等近20种外国文字出版。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农业六十条”后，各领域的调整陆续全面展开，童书译介工作明显放缓，除年和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越南儿童小说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豪夫童话集》外，60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童书译介作品出版问世。—年全国出版童书共计种，年均种，除马列著作和极少数所谓的外国进步文学还在翻译出版外，其他翻译出版活动几乎停滞，童书翻译出版事业属于重灾区。
年中国出版重心上海以及江浙共有出版少儿读物的出版机构20家，其中国营出版社2家，公私合营1家，私营17家。年全国私营出版业基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童书品种从年的27%左右提升至60%，逐步解决了私营出版社市场占比过大、粗制滥造、内容不当等问题。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第一家全国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第二家全国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年在北京成立，至年全国也仅有这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
除了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仅南北各一家，缺少专业的童书译介人员是阻碍中国儿童读物译介出版发展的一大障碍。年以前中国受过专业翻译训练的译员严重稀缺，仅懂外语但不了解儿童读物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童书译介工作。童书的译介工作大多是关心儿童成长或对儿童文学感兴趣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或留洋学生的一种自发行为，他们往往兼有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译者双重身份，属于文化性译者的范畴。中国历来有着双线翻译的传统，一种是行政需求产生的译介交流活动，另一种是文人学者自愿参与而生发的翻译行为。改革开放前的童书译介活动缺乏行政力量的有效组织和引导，也没有受到文化精英层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