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樊阳带学生探究豫园商城文化名店匾额、楹联、广告语之后，又带领学生到城隍庙去感受上海春节拜城隍的民俗。
年，语文教师樊阳创办了面向中学生的人文公益讲坛，以文学名著为本，以中西文明史贯穿，同时，开展读书小组、时文讨论，他每个月还会组织学生在上海及周边行走，到了寒暑假更是会组织师生一起行读中国。
30年来，他已带出了20届毕业的学生，也带领师生行读了24个省、近个城市。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身为一线语文教师，樊阳对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最直接和深切的感受。如何改变？他用自己的尝试和探索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编者
学习究竟是什么？从事教学30多年，我深刻地意识到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去追寻所谓的标准答案。正所谓诗无达诂，总是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也许会形成对思维的束缚。
身为教师，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地引导学生理解。学习也许是终身的修行，学习本身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习得，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和行走，对人类文明成果有亲身的体验和感知。这也是为师者应该不断追寻的理想教育状态。
课堂交流“破冰”，公认的“乱班”换了一个模样
我的人文教育起步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咸阳，从中学时起我就酷爱文史地。但受家境所限，买不起大量书籍，便不断摘录整理各种资料，形成读书学习的特殊方式——剪报笔记。
那时候，我也开始步行或骑车，走访咸阳原上的帝王陵等古迹。初二时，我带着《陕西省地图册》步行几小时探访平陵，发现平陵的碑刻标识和地图不同，通过实地调查和地图比对，找到了清代立碑的毕沅犯错误的原因：他以古代昭穆制度推论，而没有实地考察。
这样的发现让我惊喜不已，也让我懂得：生活中发现真实问题，自己去探究解决——这样的探究性实践学习不仅大大激发人的潜能，而且能让人在不断享受成就感的愉悦中发现学习的意义。
学习本身应该是符合人探究世界的本能的、好的学习过程，就是发掘人的这种天性。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人文主义教育观的核心理念。
图说：樊阳探访的第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亳州南京巷钱庄。
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在那三四年的时间里，我广泛阅读，浏览川大图书馆文科开放书架大部分的书，而且，那时的课堂非常推崇读书小组式的讨论。读书和讨论不仅让我夯实了学术基础，构建起中外文明史的广阔视野，也让我初尝博雅教育的成果。
同时，我依然延续着少年时代的喜好，利用业余时间走了16个省。这使我的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也让我更深地体验到阅读和行走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拥有广阔天地。
年，我被分配回咸阳工厂的子弟学校。我开始从自己的语文课起步，尝试构建和学生平等对话的新型课堂。
我热情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困惑，哪怕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或东拉西扯。比如，学生表达无法理解《荔枝蜜》中作者变成小蜜蜂的情节，我大加肯定，并引导孩子探究此类文章产生的原因；学《死海不死》，学生不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我就顺势结合时事讲一讲，并教学生怎么看时事新闻；《大铁锥传》学生很感兴趣，我顺势引入明末清初的历史，并和学生一起讨论风靡的新武侠小说与古典侠客传记的关系……
这样的课堂交流方式，大受学生欢迎。课堂上总是发言人小手林立，每节课下课，都会有不少学生围着我问这问那，直到下一节课铃声响起。大家都非常惊讶，一个公认的年级“乱班”怎么在我这位小老师手里，完全换了一个模样？！
学生高涨的热情让我很欣喜，但我也很快意识到，面对一篇篇孤立的课文、固定的考试出题方式、既定的教学步骤，有些教育想法要落实，需要重新构思框架。
在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我就在孔子杏坛讲学和柏拉图学园这些学习形式启发下，开设了每周两次的“语文小组”，鼓励学生自由参加。
图说：樊阳带领学生们拼读《诗经》
培养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应始终保持文学阅读
年，我到上海工作。当时，我面临的教育困境有两方面：
其一是教学。当时电脑技术、消费大潮兴起，学生的兴趣被电脑游戏和动漫影像等虏走，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传统的单篇课文特别是那种抒情散文为主体的课文对学生的吸引力骤降。我们语文课堂如何进行，才更有意义？
其二是师生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传统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状态好像一去不复返了，师生关系变得比较平淡，有时还甚至有些功利。同时，传统的亲子关系随着独生子女逐渐走向第二代，也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思考，教师和父母作为教育者，如何来引领学生？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在班上进行类似于原来语文小组的课后人文讲坛。由于没有地方，我们就在复旦大学曦园开展，坚持了一年多时间。
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也把人文讲坛的很多内容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单元教学配合文学书籍阅读，学生每周必须剪报写随笔，做读书笔记，培养他们读书习惯；班级有一个固定栏目“事事关心”，学生们把每周报纸上的精彩报道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