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邀》第五季中，年逾八十的钱理群出镜。他精神矍铄，疫情期间笔耕不辍，写了四十万字，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在边缘位置关心中心问题”。而这种在边缘关心中心的意识，也许要追溯到60年代他在安顺的时候。
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被”放逐“到安顺卫校教书，一待18年。在偏远的山区，他与学生一起讨论莫里哀、鲁迅，组成”民间思想村落“。从安顺返回北京后，钱理群走上北大中文系的讲台，在大学里，他系统性地研究鲁迅，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同时也和当年在卫校一样，密切保持着和青年们的联系。
年，他宣布“告别教育”。年，他继而发文“告别青年”。他说，“自己很难影响一代人、一届学生中能影响五个就够了”。尽管如此，他仍希望年轻一代不要被现实缚住，局限于一时或一域。
下文选自《中华文明访谈录》。本书作者张泉于年采访了钱理群，因此有了这篇文章。在文章上半部分，作者张泉回顾了钱理群的生命经历，下半部分为对谈。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钱理群
《不断地与鲁迅相遇》
张泉
鲁迅有篇文章叫《革命咖啡馆》，说有些知识分子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而知识分子们在“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满足。
一、初遇鲁迅
“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叶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面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腊叶》里的意象斑斓而又诡秘。仿若眼前溢彩流光，却冷不丁冒出一双眼睛，打量着九岁的钱理群。
这篇文章收录在开明书店选编的《文选》里，书是在四哥的书桌上发现的。作者的名字，却是第一次见，叫鲁迅。
年与鲁迅的初遇，猝不及防，又难以忘怀。九岁的少年自然不可能预知，研究、讲授、写作鲁迅，将成为一生的志业。他只是如饥似渴地继续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幻想自己生出翅膀，到喜马拉雅山上眺望华夏大地。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并未发现，剧变在即。
踏着南京街头的冰凌，他随父亲去中山东路吃汤圆。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吃完，抬起头望向父亲，穿长衫的父亲微微一笑，将自己的汤圆一个一个夹进儿子碗里，随即长叹了一声。
那声叹息，是父亲留给钱理群最后的记忆。
钱理群父亲钱天鹤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早年负笈美国，与任鸿隽、杨铨、赵元任、周仁等人创办“中国科学社”，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然而，随着时代的动荡，一个家庭悄然分化，父亲和三哥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二姐和四哥却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家人辗转流徙，天各一方，正是近代中国无数场离合的缩影，而更残酷的告别，已然来临。
父亲启程前往台湾。由于长辈反对，母亲带着几个子女，决定暂时留在大陆。他们都不知道，毕生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在未来的每一天，整个家庭眺望的方向，都是海峡的另一端。
但父亲其实从未从家中退场，他变成记忆深处一道模糊的身影，变成挂在墙上的巨幅照片，变成在除夕夜特地摆出的碗筷，后来，又变成不能言说的秘密、隐痛与梦魇。
二、“放逐”安顺
在老舍笔下，秋天的北京是天堂——“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年，钱理群却不得不在秋天离开北京，时间严格限定在“国庆节”来临以前。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不能加入共青团，从北大新闻系毕业后，也只能被“放逐”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做语文教师。几个哥哥、姐姐也是如此，或被下放，或被安排到外地工作，为他送行的，只有二姐一人。姐弟俩其实并不熟悉，他11岁才第一次见到二姐，她是中共地下党，丈夫丁毅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秋日北京的最后一晚，没有小白梨与大白海棠，也没有良乡的栗子和炮羊肉。钱理群守在剧场外，等二姐下班。剧场里人声鼎沸，他却无心看戏，离别已经足够沉重，未来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
二姐终于走出剧场，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在现实中重归平凡，面对家庭的离散，她无能为力。他们一起坐公交车去车站，半路上，她突然把钱理群拉下车，那里是天安门。姐弟俩倚着栏杆，望向空落落的城门，沉默无语。
二十一岁的钱理群不知道自己还要过多少年才能重新站在天安门前面，所有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他生逢这样的时代。他突然迫切地想要写诗，甚至立刻想到了开头，“从天安门出发……”，但他沉吟着，再也不知该如何写出下一句。
八年后，诗人食指将用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道出钱理群未能落笔的那些心声：“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就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这首感动了一代人的诗歌问世时，钱理群已在贵州的山村蛰伏八年。群山之外，仍是群山。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他几乎一无所有。
年代的《安顺报》上依然掺杂着些零星的繁体字，“劳动”和“农业”则是永恒不变的关键词：“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红在农村，专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红旗越举越高”……初来乍到的钱理群被迅速卷入另一个世界。
卫生学校的讲台上搁着一个骷髅头，眼眶的孔洞平静地望着钱理群，听他讲完一堂又一堂语文课，始终露着莫可名状的微笑。
他开始学会苦中作乐，清晨爬山看日出，夜半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水，有时也会画画。贵州的山水重塑着他的精神世界，多年后他写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可惜，那不是一个包容诗意的时代。人们对美景置若罔闻，更关心这个行为诡异的北京年轻人究竟是不是特务。
很快，钱理群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他迫切地想回家看母亲一眼。不敢买车票，只好扒火车，穿越一个个山洞。车厢里有位好心人救了他，但他很快发现，这位好心人其实是一名警察。他继续辗转逃亡，遇到过查证件的“造反派”，几次侥幸逃脱，终于赶到大哥家中，不料大哥已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钱理群随即被押回贵州，而回到贵州，等待他的是万人批斗大会……
多年后，钱理群这样回忆，“（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
可以公开阅读的书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虽然都在大学时代读过，然而，在一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持续反刍是唯一的选择。
从年开始，钱理群决定重读鲁迅。他躲在一间寒冷的小屋里，饿着肚子，郑重其事地写《鲁迅研究札记》，起笔第一篇即是《鲁迅与毛泽东》。钱理群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年轻人，有工人、职员、零工、代课教师，他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周在山上的小屋聚会，煮一锅蔬菜汤，分吃几个烧饼，也分享着知识和思想的乐趣。
多年后，钱理群将这些聚会称为“民间思想村落”，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他们依靠思想相互取暖，度过无尽的长夜。
他们热烈地讨论鲁迅、莫里哀和巴黎公社，有时也会没完没了地争执。“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复杂而多变的性格。
钱理群则尝试以马克思、列宁为原点，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更加系统的梳理，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卢森堡，一条持续演变的思想脉络次第展开。他也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鲁迅的价值，隐约发现了另一个鲁迅。
三、重回北大
重新坐进北大的课堂，钱理群已经三十九岁。讲台上的老师，有几位就是早年的同学或学长。
年，他考取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学史家王瑶。
他在贵州消耗了十八年，这本该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漫长的乡村生活让他显得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一度不敢走进图书馆，不敢与同学聊天，生怕说错话。
面试时，未来的导师王瑶问他，鲁迅可不可以一分为二……那时“文革”尘埃尚未落定，这些问题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的北大校园里，时常能看到朱光潜、冯友兰、林庚、王瑶等人蹒跚的身影。他们像一颗颗即将熄灭的流星，闪耀着落幕前璀璨的余辉。与此同时，年代的文化激流席卷而来，年轻人开始迷恋那些舶来的名字，作家们频繁地篡改马尔克斯式的开篇或者博尔赫斯式的句子，理论家们则不厌其烦地借用英文单词或者一些拗口的新兴概念。西潮汹涌，众声喧哗，钱理群却将目光重新投向鲁迅。
年，他写下《鲁迅与进化论》，同年开始研究周作人。他相信，周氏兄弟的文学实践与人生选择，各有千秋，又能彼此印证。对鲁迅研究的反思，同样过渡到对自我的反思，最终对鲁迅的发现，也促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
年，钱理群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四年后开设了第一门独立课程—“我之鲁迅观”。这个命名饱受争议，很多人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不久，武汉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引发“众怒”，因为他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一石击起千层浪。当时人们对鲁迅的评判正出现两个极端，有人仍视之为偶像，也有人弃之如敝履，鲁迅时而被神化，时而被矮化，钱理群则试图将他重新人化，注定要为此四处碰壁。
一些批评者最终将矛头对准王瑶，看他怎样处置这个“忤逆”的学生。王瑶果然把钱理群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不过，批评的重点是怎样处理课堂关系。最后，王瑶加了一句话：“我也在北大讲过鲁迅，钱理群讲得比我好。”
王瑶与孙玉石、钱理群等学生在一起
历史仿佛陷入某种轮回。在不同的时代，人们都会发现，鲁迅当年评判的许多问题，中国社会仍在不断面对，这让人们总是能从他的文字中找到共鸣，获得反思。
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自然又将鲁迅树立为一面精神旗帜，鲁迅研究再度成为显学，短短六七年间竟有六千多篇论文和近二百部专著、专集问世。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鲁迅研究在年出现退潮之势，《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文丛》《鲁迅研究年刊》等刊物逐渐难以为继，钱理群却在这一年出版了《心灵的探寻》。
尽管在文字方面早慧，九岁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他却要等到四十七岁才能出版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时代阴差阳错，让他成为最年长的“青年学者”。
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鲁迅具化为一个真实生动的人，探索其内心世界，并提出“心灵辩证法”。鲁迅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各种抉择，拥有复杂的情绪，在各种矛盾中挣扎，寻找出路。钱理群相信，“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鲁迅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的突破与重建”，找到这条心灵的通道，就能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怎样一步步走向成熟。
在方法论上，他则强调从鲁迅惯用的那些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出发，多层次探索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内涵，并发掘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同影响。他在最能代表“鲁迅的哲学”的《野草》中，搜寻各种充满辩证意味的“单位意象”，诸如“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希望”与“绝望”、“先觉者”与“群众”、“改革者”与“对手”、“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生”与“死”、“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人”与“神/鬼”、“人”与“兽”、“梦”与“现实”。他还通过鲁迅作品中时常出现的“示众”、“寂寞”、“孤独”、“黄金时节”、“旷野”等词汇，分析鲁迅式的思维方式、心理特质、情感方式与美学风格。
要理解鲁迅的内心矛盾，在钱理群看来，关键在于充分认识鲁迅的历史坐标，尤其是其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鲁迅一直以“历史中间物”自况。发展自我还是牺牲自我，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哈姆雷特之问，造成了他的痛苦，也恰是鲁迅之为鲁迅的重要动因。据此，钱理群对鲁迅的身份也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无论是20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钱理群进而联系现实，提出：“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本世纪时代中心问题之一，却在相当一个时期被弄得十分混乱。”
《心灵的探寻》让学者王得后倍感惊喜，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的鲁迅研究冲破了传统的格局”。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认为钱理群过于美化鲁迅，而忽视了鲁迅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弱点。钱理群并不回避，亦不狡辩，反而开始探讨自身的局限性。他毫不讳言自己“怀着探求的渴望，又负着精神的重担”，他深知自己的认知和情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也因此像鲁迅一样，将自己界定为“历史中间物”，希望为下一代人铺路。
《心灵的探寻》之后，钱理群几乎每年都会出版至少一本书，仿佛急于把失落的青春加倍索回。年一年间，他甚至出版了七本论文集和随笔集，那一年他已经六十九岁。
他的学生摩罗曾调侃他有“随时打盹的本领”，只要感到疲劳，随时都能入睡，有时只睡十几分钟，醒来立刻精神抖擞，继续讨论问题，读书写作。
钱理群早已著作等身，许多作品不仅影响着学术界，也影响着社会与公众。他被誉为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并像他的精神导师鲁迅一样，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而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教师”：“‘教育’的地位是重于‘学术研究’的。我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教学上，也有着自觉的追求；从大学文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到教学的内容、上课的形式、讲授的艺术，我都有自己的思考，精心的设计。”教学与研究、写作相辅相成，他会在课堂上不断地与学生讨论最新的发现与思考，相互激发，他称之为“集体漫游”。鲁迅是他与学生保持精神联系的通道，也正因为教学所需，他的研究更注重文本分析，丝丝入扣。或许，教师的身份也加速了他的反思，他的写作逐渐从革命话语转变为启蒙话语。
他像罗丹雕琢思想者那样，用笔雕琢出鲁迅的精神塑像。凿去那些被篡改过的粗糙线条与刻板印象，往鲁迅的眼睛里重新注入人性的光辉，让逝者开口，与未来的时代对话。他试图与年轻人分享一个更为复杂、不断变化的鲁迅，不同的时代对鲁迅存在不同的阐释，这些阐释本身就是当代思想史嬗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他最终否定了“心灵辩证法”，认为自己曾深陷在黑格尔的命题圈套里，泯灭了矛盾，过度追求统一，注意到了鲁迅内心的矛盾，却想当然地认为鲁迅最终解决了这种困惑。他仍然愿意继续充当“历史中间物”，不辞辛苦地推动年轻教师、志愿者的工作，但他也清晰地看到，“历史中间物”这种自我界定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一旦有了太强烈的“赎罪意识”和“牺牲意识”，很可能会逃避自身本该担负的责任。这让他时刻保持警觉。
尽管如此，他的书再版时，除了修订一些必要的引文和错字，都不再做改动。他希望向后世的读者坦陈他的时代，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走过怎样的路，即便思想不够成熟，间或有些偏颇，但他已经竭尽全力。
四、重写文学史
如果说鲁迅是一个不断回归的精神原点，那么，中国文学史则是一片持续深耕的思想园地。每隔十年，钱理群就会发起一次重写文学史的探索。
左起：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年，他与黄子平、陈平原联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图摆脱“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期，“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他们从文学发展的规律与时代语境出发，将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两条轴线上——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演变和20世纪世界文学汇流——重新考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直接改变了未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格局。
左起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
同年，他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在《山西教育》杂志主持“现代文学史”专栏，并结合自己在北大开设的现代文学史课程讲稿，延展成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文学史强调文学的“现代性”，体例新颖，打破了此前的观念与范式。除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排序，也兼顾了沈从文、赵树理、艾青等不同立场的作家，甚至将台湾文学也纳入考察范畴。这部文学史后来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教材，影响至今。
年，钱理群与吴晓东、董乃斌联合出版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文学部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念进一步细化，从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变革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还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