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年英宗即位，到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治家在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了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推理，穷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揭示衰败背后的历史真相，探究朝代更迭、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前言1.细节·真实·偶然性
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年）。那本书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治史。本书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
荒唐的英宗四年给北宋*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解释详后），宋朝*治跌入“危辱时代”。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是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2.北宋*治的法家转向
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仿佛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治制度与*治文化。
北宋*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入则参对而议*事，出则监督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的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治清洗、*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策，*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治文化方面。北宋*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3.作为“文字”的史料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当然以宋人所遗留的“文字”为首选。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南宋人编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这类文字，虽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却是史学撰述。第二类，宋代官私历史记录，官方记注比如皇帝的“实录”、宰相的“时*记”、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种私人记录，比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马光传——《司马光行状》是司马光的学生苏轼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受司马家委托所作。相较于第一类，这类文字更接近“事发现场”，理应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类，当时人的诗文奏议，这类文字产生于“事发当时”，即便后来或有删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则上，生产时间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传递真实。然而，事实上，“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实”。
作为“文字”的生产者、主要消费者和“文字”意义的阐释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并重视“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谋取功名、干预现实的工具。“文字”还是士大夫之间*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哲宗朝以后，伴随着士大夫的“恶性分裂”，“文字”中的战斗也越发惨烈。《神宗实录》在太皇太后摄*时期已经修成。元祐六年（）三月四日，举行进读典礼，首相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场面感人。然而，哲宗亲*之后随即推翻重修。绍圣元年（）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为“《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请求重修；旧录“尽书王安石之过”，新修则“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旧录》本用墨书”，绍圣年间重修，在《旧录》上删改，“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抹”，由此形成“《神宗实录》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迹上朱书*抹纵横，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后尸横遍野的战场。南宋高宗时，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实录》。三种《神宗实录》，今皆不存。然而，透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剑影。
我们所接收的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批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我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苏轼的《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书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执*初期即具呼风唤雨能力的司马光，即出自苏轼笔下，而那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苏轼特别强调的神宗对司马光的特别知遇，同样也无关事实，而是苏轼的“建构”，这大概是苏轼最具*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满了赞美，但仔细阅读并与苏轼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对，便会发现苏轼的皮里阳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刻画了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见并试图打击异议人士的“司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晚年司马光的认识，然而，联系写作时间，便会发现苏辙的真实用意——他要尽力撇清兄长与司马光的关系，以求自保。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是为序。
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第一部父子君臣：—
父死子继\帝后·母子·天下\强撤帘\式微歌濮议：父亲名义战\把名字刻入石头\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二部旧邦新命：—
新皇帝二十岁\“大有为”锋芒初露\一朝天子一朝臣\话题人物王安石\四月谈话\理财争论出延和\司法分歧起阿云\
第三部风云初变：—
开封山雨欲来\马王初较量\王安石的胜利\皇帝爱韩非\去意决绝\青苗法红线\登楼不见山
第四部长安不见使人愁：—
勇敢者的墓志铭\独乐园中狮子吼\新法得失\书局风波\遗表真情献大忠\神宗的眼泪
第五部*叶在烈风中：—
开封的呼唤\言路何难开\“*叶在烈风中”\“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神宗旧相\僵局\“奸臣”去\*治中的*策\病榻上的宰相\复仇与和解\人间最是宽容难\葬礼与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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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著
大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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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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