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东吴读书会指定书籍
——《跨越边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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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
——兰涵宁
社会资本
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SocialCapitalandCitizenizationofMigrantWorkers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教授最先提出“农民工”这一词；年，“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概念在不断地社会观察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意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不断适应和融合，实现农民工角色向市民的转变。而截至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万人，比年增长0.8%，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8%。农民工仍然是我国一个基数非常庞大的人口群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农民工能否成功地“市民化”，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与城市市民形成良好的互动融合状态，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仍然是未知的。结合《使民主运转起来》与《跨越边界的社区》这两本书，我认为农民工独特的“市民化”路径不仅受到外部秩序如社会排斥或制度约束的影响，更是其内部秩序网络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内部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嵌入性意义。
作者丨罗伯特D.帕特南
运用了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和繁荣。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是社会成员所公认的体系和规范。农民工的“市民化”困境与其经过“链式流动”所带来的传统的社会亲属关系网络是一种同质性的社会资本，它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形成一种以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熟悉性为主的感性选择道路，从而去经营和构建与城市生活具有相对隔离倾向的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关系丛”；而农民基于业缘关系或者趣缘关系所建构的社会资本则是一种与城市商业圈、生活圈密切相连的异质性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相比于同质性资本却更具有“理性化”的色彩。农民工的“市民化”的路径正是在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较为坎坷却仍不断发展的特点。壹
“同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牵制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即是发生在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中的，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开，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且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格局，且它随自己所处时空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圈子。这种中国传统的关系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到意大利南北方制度绩效差异有社会资本的历史传承性，这种历史传承性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国人对自古形成的传统的“关系社会”也具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这使得农民工即使进入城市的社会秩序中，也难以放弃一直以来的“习惯”，于是他们便将自己“圈起来”，如项飚研究的“浙江村”一样，“浙江村人”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或者城市秩序之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区里，他们通过依赖传统的亲属关系，形成“链式流动”，进入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建立具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和经济圈；通过公认“大人物”的权威，选出自己的管理者或协调者，进行社区治安纠纷或者生意矛盾的治理；同时他们还成立“爱心小组”，逐渐将这样的社会关系组织化，并通过建立“大院”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格局，不同地域间、产业上的分离以及同亲友圈的人聚居特征更加明显，盖大院的人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他们运作关系和声望，构造自己的核心系。具体而言，这种同质性社会资本会给农民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例如利用亲友关系找到职业、扩展生意圈从而更好地在城市中促进经济条件的改善，甚至如“浙江村”一样形成全国性的服装经营网络，构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是这样的“社会资本”更易形成的是以非制度性信任构成的“虚拟社区”，农民工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使其与正式制度产生了背离，加剧了市民冲突。迪尔凯姆将非正式制度称为“感性制度”，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常利用感性制度来做出感性选择，因此与城市市民的理性制度产生相背离的情况，主动性地形成“社会地位低人一等”“没有素质”的自我认同、消极参与*治生活、通过反社会的手段来获得非法经济收入……从而导致他们被边缘化的程度加深，这样的心里否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否定对他们的“市民化”产生了极大的牵制力。贰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牵引力”。异质性社会资本往往基于现代法理因素而建构，形成一些社会性团体组织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社区共同体等法理型社会资本。与同质性不同的特征是，更具有理性化，这和城市理性化的社会网络更具有契合性。农民工进城打工，受到传统乡土关系的“拉力”，但在城市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思维是他们“市民化”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正在逐渐拥有的。在信息技术逐渐发展并且趋于成熟的现代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对通过“数字化网络”获得，根据袁潇的《数字边际人》一书可以归纳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数字赋权：
职场中的手机使用与职业认同
手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成为发展职业技能，创造工作能动性的信息技术载体。基于新的通信技术求职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场流动的过程中避免了“同质化”的就业去向，通过媒体实现了职业赋权，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型塑就是在这样的媒体构建与现实就业的双重环境下实现的。媒介体验：
新时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认同
新时代农民工积极利用手机媒体，弹性的重构和再建自我认同，完成全新的“自我延续”，呈现多元化、流动性、动态化的行动者特征，以融入城市场域。大众传媒通过构建一个“理想的我”来进行自我认同呈现“再社会化”的特征。例如游戏中的排位使得农民工获得了依靠游戏排名吸引的社会网络。数字跨域网：
社会交往中的手机使用和关系认同
新媒体促进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联系和社会交往，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了契机，构建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使得他们淡漠了乡土人情，隐藏了城乡差异并通过手机不断积累异质性社会资本，发展“市民化”。在“市民化”需求的催生下，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独特的“数字边际人”特征，而边“边际人”在这里指的是桥梁性的传导角色，他们通过数字媒体来进行城市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同时将先进的信息传给乡村社会，在促进他们“市民化”的同时，也加快着乡村振兴的步伐。这种进入城市并不断积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现象，在项飚所描述的“浙江村”中也具有“痕迹”。场域中，行动者将根据各自的习惯根据情景进行再造，从而为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资源而展开斗争。对于人际关系的亲密方向转化，并不能概括浙江村人经济生活的全部逻辑。正如书中第八章所言，生意人减少自己交易风险的方式，不是靠单纯的信任，而是靠“事先想得细”和尽可能掌握对方的“底细”。也就是说，在浙江村这样一个对“关系网络”具有强依赖性的农民工社会中，成为“我者”并不表示其经济关系就能够一帆风顺。在他者的我者化进程的同时，仍然存在我者的他者化的考虑，这种他者化的意蕴就是：无论交易者是否跟自己具有亲密关系，就必须按照完全陌生的他者的原则，对其详细分析交易风险、尽可能掌握他的“底细”。通过这种“理性人”的思考方式，“浙江村人”也在无形中不断地积累以理性为特点、以业缘和趣缘为主要积累方式的异质型社会资本。我想，“浙江村”最终被“正规化”而不是继续发展成为强关系社会的原因，是与这样的“他者化”思考积累的异质型社会资本有一定关系的。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深刻的意义不仅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人的城镇化”，生存、产权和发展公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利于城乡融合；更促进了乡村振兴：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利于解决留守儿童即老人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民工实现安居乐学，利于其利用资金技术进行服务与乡村振兴，在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落户，促进其返乡创业。当然我们不能仅看到意义而去盲目扩大农民工“市民化”中“同质性社会资本”的阻碍作用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的推进作用，而去取消这样的他们自发形成的社会空间，首要的问题是改变现行管理体制，肯定在现有体制空间下的这种新的生活状态，从而进行针对性的*策指引，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市民化”。作者兰涵宁苏州大学*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级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
参考书目
作者丨袁潇
结合“社会-技术”结构背景，以及手机终端涌现出的新兴媒体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实践行为，对基于手机媒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学术梳理与理论提炼.将其放置于全新的社会化语境中，研究了手机媒体中的新兴形态譬如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