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是作者项飚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长达数年，全面深入的了解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浙江村的各个方面的一本书。
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编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自浙江温州的服装加工户、经营户在北京大红门自发形成的聚居区，被誉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外来人口规模最多时曾达到近10万。但当时这个“村”却以脏、乱、差的村容村貌蜚声京城。
他为什么要跑到这样一个地方花6年时间做调查呢？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除了基于项飙本身就是温州人这一点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村”那个时候的形成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众所周知，“人口流动本是市场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但流动中却产生了‘浙江村’这样一个落后的‘村’”。“浙江村人”是依靠什么在首都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立足并发展呢？正是这些疑问驱动着项飙的好奇心，也是他做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这样一个“浙江村”能否代表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二、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探讨的核心议题就是“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作者通过一件件具体的琐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将一个活灵活现的“浙江村”呈现在我们面前，像是让读者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浙江村人”的奋斗史，也是浙江村的发展过程，让人感到无比的惊叹，因为这个过程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社会形成的过程。
第一阶段，开拓市场，最初的一批人来到浙江村白天要去各大商场看流行的款式晚上回来连夜做了以后再让别人代销，制作和销售都要抓。而到了第二阶段，渐渐有一批人发现包柜台是一个无本的生意，他们通过社交上的禀赋迅速的在改开的初始不停试探*策边界，公关商场经理，包到了商场的柜台，制作和销售因此分开，服装行业内的分工开始形成，有专门做领子这样的作坊，各个部门开始专门化。而此时，北京的服装业流行趋势已经由浙江村主导，浙江村已经无需追随流向趋势，而是创造流行。第三个阶段则开始出现了原料的生意，开始有人在浙江村里专门贩卖布料、皮草等原料，甚至连买纽扣的一年也能赚10万。在80年代末，一个温州的在北京包柜台的年轻人一个月的流水有10万，而到了91年，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平均开支是7-10万，80末90初的时候万元户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一年往往收入几十万上百万。
再往后便是服务业的产生，围绕着服装业生产者开始出现了餐饮、住宿、医院、学校，有趣的是年浙江村的幼儿园的卖点便已经是“电脑教学”了，令人大为吃惊。再到后来，当人们手上有了闲钱，金融业便应运而生，融资性质的5万到后来的10万就变成了彻底的庞氏骗局，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何其相似。因此当我们发现再到后来浙江村内开始发展房地产和租赁行业的时候便一点都不奇怪了，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三、“关系丛”与信任的网络
1.系和关系丛
“浙江村”的形成正是得益于亲友们之间紧密的关系。几个人来到北京做服装生意后又带来了各自的亲友，人口开始大量聚集，他们在生活中多来往，经营上又多合作，这种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组合，让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系”。
以前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成两个点（两个行动者）之间的连线，但是作者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很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的已有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者和自己原来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在有关“链式流动”，特别是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移民间的互相帮助被认为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为什么愿意给自己人提供帮助呢？一般认为是一种互惠，虽然这种互惠不是即时可见的。在浙江村，普通人对自己帮忙的行为的基本解释是：一，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帮会遭闲话，会搞得没朋友；二，你帮别人，别人才会帮你。这里的互帮互助并不是说帮助人的人和被帮助的人是一一对应的回报关系，而是整个关系丛中的互惠，和帮忙者互动的是整个网络而不是确定的个人。从第一点来说，说明了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是帮给其他人看，帮助别人和让大家知道自己帮助了别人很多时候一样重要。
2.信任与“锁住”
受益于“浙江村”内关系丛的紧密联系，虽然使“浙江村”内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们却通过提高流动效率，开拓新的领地来弥补这种不足，形成了独特而重要的全国流动经营网络。“浙江村人”的这种抱团让他们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相反更高。“系”内部什么样的特征，使浙江村能迅速扩展并有活力呢？通常在讲到这类有明显网络特征的经济体系中，人们总会说是信任的作用，而信任就是相信对方会这样做的预期。
提供信任和了解使双方形成合理的预期并在行为上容易达成一致。做生意最讲究信任，和自己的亲友做生意显然比陌生人容易，所以一开始的经营都是按照亲友圈组织在一起，这个亲戚做的衣服拿给另一个亲戚去卖。但精明的“浙江村人”很快意识到，过度的重叠无法获得高额的利润，也会造成亲友之间的摩擦，加上外部市场的扩大，亲友圈之外的合作关系出现。这时，单个系内生意圈和亲友圈重叠减少，也就是“系”内的变化。
于是，作者认为：信任和关系是不能分隔开来看的，信任就是一种关系。生意人在谈生意的时候靠什么办法来减少自己的风险？一靠“事先想得细”，二靠尽量把握对方的“底细”，一旦出什么问题可以“制”他。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或者依赖，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超越某一界限。
这个制的能力，就是“锁住”。作者用锁住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活动中的“信任”，使新制度产生的风险很低，有效地降低了内部的交易成本。正是对彼此的老底特别是在温州的家庭情况的掌握，形成了相互锁住的关系，即“锁住”可以拥有一种对方的超乎预期之行为的惩罚和纠正的能力。锁住的能力必须是现实的能力。比如如果你不能及时掌握对方的有关信息，行骗后就能逃之夭夭，法律很完备也没有用。锁住不仅包括惩罚的能力，还包括纠正的能力，即在对方真正违规之前就能有所发现，甚至违规之后能悬崖勒马，从而继续合作。所以，实际的“锁住”能力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方便的对对方进行监督，二是能及时调用一定的资源对对方加以制裁，如果能以较小的代价给对方较大的打击，那么锁住能力就更强了。
因为这样，关系越近的人越可“信任”，关系越近，你就能越迅速察觉对方的问题，可以通过种种“不伤面子”的方法来纠正他，关系比较近，你有关系的人往往和他也有关系，你所调用的资源对他的杀伤力也就越强。“浙江村”人与和自己的亲友有关系的人做生意，用亲友关系“锁住”生意关系，也就是作者说的不同“系”之间的互动。我把衣服拿给你去卖不怕你不给钱，我借钱给你也不怕你不还……“你的小舅子是我表弟，要出了事，我就让你的小舅子去说”，这样让不同的亲友圈联系了起来。但这种“制衡”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仍然要和自己的亲友保持良好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浙江村人不直接和自己人做生意呢？要有生意圈和亲友圈两个圈子的分化？一方面，之和亲友做生意会限制范围减少利润，另一方面，亲友圈和生意圈的毕竟是用不同的规则去规定的，如果完全重叠会导致亲友之间的隔阂，降低他们以后去锁外人的能力。
四、新社会空间的形成
原著中通过对“浙江村”日常行为的观察，提出“浙江村”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边界的“非国家空间”。在90年代末，作者惊喜地看到夹缝中的“浙江村”已经长出了自己的天地，这让他对“浙江村”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正在冒出，且这个新社会空间将长时间地存在，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行*体制对它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它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而是以跨越边界的特征，在体制外获得了更多的创新和自由，虽然未得到*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认可，但却客观存在，让自下而上的改革成为可能。
然而，现实并未在期许的轨道上行驶。于是作者在新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增添了三篇序，序二对于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阐释是作者十多年后的反思。作者提出在95年*府大清理后，“浙江村”逐步走上正规化的过程。此过程实际上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空间”还原为以地为主体“物理空间”，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在二十年后多次回到“浙江村”，他看到了一个更加“正规化”的社区，街道整洁，商品房林立，小作坊变成了企业，“浙江村人”似乎和城市居民融为一体，这也是中国社会二十年变迁的一个“缩影”。与“正规化”同时发生的，是“浙江村”自下而上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资本的重要性和行*体制内的权力相反地得到更大的放大。二十年前以为应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空间并没有出现，依靠民间发展出的社会自主空间来推进改革目前来看是不可行的。
*府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由其控制的空间，从而生产出更多的顺良的主体，而不管这些空间怎么样。而年北京开始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要全面迁出北京，一代“浙江村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所有的泪水和心血，带来了繁荣，最后却发现自己连立足之地都失去了。作者也在最后表达了他的观点，不要单一地控制乃至取消这些新的社会空间。
作者为苏州大学*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级地方*府与社会治理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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