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与图书馆史》是我成为教师以后接手的第一门课程。在这门课上，我最喜欢的问题之一便是，伟大的图书馆究竟有什么特征？同学们给出的答案脑洞大开、鲜有雷同。但当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时，颇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它们似乎只是从不同角度描绘着同一个图书馆：华丽的建筑、连绵的书架、丰富的藏书、古老的门墙……
正在阅读本文的读者们，当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脑海里是不是也浮现出以下这么几个形象：耸立在海斯尔赛湾边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端庄典雅且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宁波天一阁、拥有壮观穹隆和圆形阅览室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那许许多多或宏伟壮丽、或造型华美的图书馆建筑。在我们印象里，一个伟大的图书馆，首先要拥有配得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建筑外壳。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图书馆甚至与巴别塔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就像通天的高塔一样，延续着文明之光、文化之火，呼唤着人们心底对知识的那份敬畏。
人类历史上不乏著名的图书馆，但在历史长河悠远流长的上半段，这些图书馆往往属于皇室、贵族与富翁，在公共图书馆出现之前，面对一座座通天的高塔，大部分人只能从远处仰望和膜拜。直到数十年前，“书籍”和“图书馆”仍是让人倍感生分的词汇。有一位朋友得知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便和我讲她奶奶的故事。她的奶奶从不敢进图书馆。有一次路过，被孩子拉进去休息吹空调，老人家也是惴惴不安，“这是读书人的地方，我们不好去打扰的。书也看不懂，别弄坏了。”在奶奶身上，可以看到对知识最朴素的敬畏，这种敬畏是中国“敬惜字纸”的优秀传统文化根源，但在“敬畏”的背后，也意味着，我们亟需推动大众进一步认识图书馆，尤其是普及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理念，宣传属于每一位民众的图书馆权利。
是的，公共图书馆属于每一个人。在今天，一个伟大的公共图书馆，它的建筑不一定华丽、书架不一定绵长、藏书不一定珍贵、门墙不一定斑驳，但它一定要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民众，不分高矮胖瘦、无论富有贫穷。
这里谈到的“公共图书馆”，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可唯其到了晚近的一百多年，这个概念才得以在人类社会付诸实践。19世纪之前，尽管某些图书馆拥有一定的公共性质，通常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便有一些例外，也只是零星个案罢了。随着欧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明意识的崛起以及对现代人才的需求，公共图书馆的黎明真正到来：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的安东尼·帕尼茨高声呼吁，要赋予贫穷的学生和有钱的富翁同样的图书馆权利，平等地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从诺丁汉公共图书馆系统开始，建立起独立的儿童图书馆，美国丹佛、香槟等地开辟了专门的儿童阅览室和儿童服务部门；与此同时，对盲人、农民、少数族裔等的图书馆服务渐次开展，公共图书馆如星火之光，照亮了社会的阴霾角落。
即便如此，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到年前后，英国上流阶层所认同的图书馆运作模式仍是会员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布局颇为缓慢。在世纪之交及其后的几十年间，公共图书馆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助力。《图书馆：不落幕的知识盛宴》一书中提到，卡耐基曾列出七种有钱人应当捐赠的机构，最重要的是大学、其次便是图书馆。他本人是这个列表坚定的执行者，在大学方面，他投资建起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前身之一，卡内基技术学校；而在图书馆方面，卡耐基更是被称呼“图书馆恩主”。作为深谙市场的企业家，卡耐基在图书馆捐赠方面别有一番思量。捐赠之初，他会向当地社区和*府开出条件，要求在其捐赠的同时，社区要提供土地、*府则要承诺保障长期运营的人员和资金，唯其如此，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方才成为可能。在卡耐基的推动下，多座图书馆在世界（主要是欧美）范围内拔地而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图书馆。欧美借此机会建立起覆盖周密的公共图书馆网络。自此，公共图书馆不再是纯然的“高塔”，它成为一项普通且普遍的公共设施，转角便是书香。
在欧美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之时，“公共图书馆”这一事物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说到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往往要从年清*府预备立宪过程中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开始谈起。在各地疆臣、士绅的鼓励下，已是风雨飘摇的清*府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鼓励各地创办图书馆。然而，正如《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中所指出的，当时“无论是士绅创办的藏书楼，还是疆臣奏设的图书馆，虽然都是新生事物，但是均非完全意义的近代图书馆，大多有名无实。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是韦棣华女士在文华大学创办的文华公书林。”虽然“文华公书林”创办于大学之内，但从“公书林”三字即可窥得其服务于所有民众之宗旨；武汉大学彭敏惠副教授新近借助一手史料，推断“文华公书林”在资金上并非完全来自文华大学，更多得益于韦棣华女士的筹办之功，又进一步强调了“文华公书林”的公共属性。此后，韦棣华女士及其学生沈祖荣、胡庆生又在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图书科（后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系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身），是为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的专门教育机构。
随着图书馆思想的普及，专门教育的兴起，在年之前，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今不少著名的图书馆都兴于此时。这里笔者特别要说的，是一种被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扁担图书馆”。20世纪20到40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大批知识分子投身到乡村建设之中，从偏远的村落开始，推动中国基层社会的改造和更新。当时的乡村建设者用一种十分灵活的眼光来看待和运用图书馆，以颇具代表性的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为例，他们创造性地将农民的扁担和图书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可以随走随用、自由巡回的“扁担图书馆”。当然，所谓“扁担图书馆”严格来说是一种“图书担”，建设者挑在身上，远走山中。应着乡村民众的需求，图书担深入到普通图书馆或图书室无法触及的边缘地带，为识字和扫盲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定县乡村建设中的图书担很快被遗忘，但图书和扁担的结合在中国并非转瞬即逝。前几年，湖南省冷水江市渣渡镇利民村，有一位叫刘小林的女性在外募集图书，用扁担将这些图书一袋袋挑回山里，为当地建起一个近3万册藏书的“农民图书馆”。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在这些故事里，“扁担”的一头是书籍和文化，另一头是中国的乡土和人民。
我一直认为，“扁担”是中国图书馆文化中最具启发意义的形象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公共图书馆只需几个扁担就足以替代——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图书馆，我们也呼吁着更多更优秀的图书馆建筑。“扁担”有着灵活的动态特征，又是一个朴实的生活化形象。它的启发或许是：办图书馆，一定要走到民众中去、要走到真实的需求与真实的生活中去。
今年6月，东莞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吴桂春因一则“不舍图书馆”的留言倏然走红。我猜想，他第一次去图书馆，恐怕也和那位朋友的奶奶一样，心中充满了忐忑和不安。好的图书馆要以暖心的环境、以亲切的服务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吴桂春先生说第一次去东莞图书馆，“眼前一亮”，他说，“对我这种外来民工，经济条件差的人，在图书馆第一免费，第二有空调环境舒服，第三书的种类特别多，都是像三言二拍这种成套的书，还有很多名人传记！”也正因为这一次满意而自在的“初相见”，吴先生和东莞图书馆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因此，离开东莞时，他才会恋恋不舍，才会东莞图书馆深情告白，说出“余生永不忘你”。
这六个字无疑体现了东莞的城市温情和东莞图书馆的暖心服务，可与此同时，作为图书馆行业的一员，我也时常暗自检讨：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恐怕吴先生不会如此感伤。公共图书馆难道不应该无处不在吗？从20世纪初至今，扁担挑了那么多年，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公共图书馆挑进大山和村落里头，可以说，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我们常常说，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坐标。为什么是“文化坐标”？或许因为它们在城市建筑群中足够鲜明、亮眼和雄伟。与此同时，它也应该成为民众心里的文化坐标，亲切的、平等的、包容的、无处不在的。我们希望，走入每一座城市乃至每一个村落，公共图书馆就在那里，既是抬头可见的高塔，也是近在手边的扁担，既让人们领会人类文明的伟大，也让所有人都可以从这份伟大中受益，获得生命的无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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