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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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大众科学”时代，更广泛、更便利、更低廉地获取新知识，已成为了人们的基本诉求，知识的开放获取与知识的共享传播理念，深入人心。“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剧了“开放”进程。疫情以来，研究成果的发表传播利用显著加速，非正式交流的预印本平台快速发展，科技文献的出版、利用方式都出现了较大变化。为助力我国科技出版超前布局，推动、落实我国开放科学、开放出版、开放获取发展，使广大创新主体真正受益于学术研究成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一道在京共同举办科技期刊开放云论坛暨期刊开放研讨会，诚邀国内外出版界、科技界的专家同仁就期刊发展、开放出版、期刊评价及诚信科研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共商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之策、开放之路。
1会议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会议时间：年11月25日
会议方式：“北京时间”网络直播平台
会议费用：免费
2会议主题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1.国内外开放期刊发展现状与前瞻
2.开放出版与预印本资源建设
3.国内外期刊评价体系
4.国内外期刊科研诚信机制
3专家预告
李*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特邀理事，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医院《中国肺癌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
刘筱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服务创业中心事业部主任
潘云涛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学计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秘书长
魏均民《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总支书记、总经理、总编辑
吴茵杰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编审
曾建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常务理事
张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出版行业领*人才
张月红《生物设计与制造》编辑部主任，《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
Dr.JohnInglis冷泉港实验出版社执行董事
ShouvikPaul、AlonYaminCopyleaks公司首席收益官，Copyleaks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imonLinacreCabell公司国际营销与发展总监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4会议日程
敬请
张涌泉教授访谈录[1]
受访者：张涌泉教授
访谈者：张宜[2]
地点：杭州杭大路10号渔悦龙宫酒店
时间：年3月24日，晚上9:00-10:30
张涌泉教授
张宜：今天是年3月24日，现在是晚上9点。此刻我是在春雨潇潇的杭州，在杭大路上的渔悦龙宫酒店。我今天要访谈的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张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和您一起共进晚餐，并访谈您。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过程。张老师，我觉得在与您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感觉您是一个特别谦和、特别有责任感、特别认真和严谨的一位学者。本来我今天是带着非常忐忑的心情来求教您，但是跟您一见面，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和轻松。张老师，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您为什么要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呢？
张涌泉教授：谢谢张宜老师。说实在的，刚才你给我介绍，你以前访谈过的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我想他们才是真正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像我这样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我想未必适合作为你的一个访谈对象。
张宜：张老师，您太谦虚了。
张涌泉教授：但是你几次联系，并且有好几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推荐你来访谈我，我想拒绝也不好。（对于）你刚才讲的问题，我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读的大学是杭州大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七七级。刚上学，每门课大家都很有兴趣。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祝鸿熹老师，一位是郭在贻老师。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学者，课都上得非常好。我们当时有个同学，我当时是丑小鸭式的人物，默默无闻。什么干部也不是，连课代表、小组长都没当过。所以任课老师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同学们的求知欲望都很强，学习都非常努力刻苦。这是七七级同学共同的特点。郭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对我们同学有很大的吸引力。（张宜：有魅力。）最后这门课的结业考试，我竟然考了第一名。（张宜：崭露头角！）这很意外，郭老师他们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这个张涌泉何许人也，竟然考了全年级第一，个人。（笑）老师很惊讶。郭老师特意见了我。后来郭老师就有意识地培养我。我也经常把我写的一些小文章，请郭老师看。郭老师看了以后，就鼓励我。正是由于郭老师的影响，加上我古汉语课成绩好，把我对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激发出来了。后来我就慢慢地就走上语言学的研究道路。
张宜：张老师，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您说起了，我之前看的一些资料也提到，您是浙江义乌农村的孩子，是从苏溪中学考出来的。我想问您，家庭和社会，当时给了您怎样的一种影响？您在农村长大，怎么能够激发起要读书、要出来、要考到省城的高校里面（的这种信念呢？），而且是（19）77年第一届。我知道（当年）有很多城市的、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参加高考，（他们这么做）为了摆脱农村（环境），那您当时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呢？父母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涌泉教授：我爸爸是一个中学（后来调到义乌师范学校）的老师。我妈妈是农村户口，所以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七个人，全都是农村户口。我高中毕业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回乡，回到家里劳动。
张宜：您是回乡青年。
张涌泉教授：是的。我是（19）74年春季的高中毕业生。当时也有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是要推荐的。像我这样的，我爸爸就是普通的老师，没什么（社会）关系，当然也就没有指望。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在生产队里面劳动，当时在农科队。大概劳动了一年多，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于是就到外面去打工。先是到安徽宁国县做砖瓦。（工作）很辛苦，那边也很荒凉，在山坳里面，常有野兽出没。经常半夜三更一个人在那里烧窑，有时不免有点害怕。烧窑做砖瓦是很累的，并且还很有点技术含量。比如说做砖头，有一个砖模，切一块十几斤重的泥巴，使劲往砖模里砸，姿势准确，力气也够了，泥巴才能在模具里分布得结结实实的。假如你力气不够的话，泥巴分布不均匀，那这块砖就废掉了。而我从小“小气伏力”（义乌方言，指身体单薄，力气小），次品不少。做砖瓦做了一年。那时我姐夫在江西南昌近郊的一个制药厂工作，于是他又让我去做搬运。（笑）就是把厂里做好的药运出去，然后把原料运进来。什么原料呢？就是白糖之类的，所以我差不多又做了一个搬运工。
张宜：是靠自己的力气，还是开着车呢？
张涌泉教授：主要靠力气，不是开车，是扛的。好在我姐夫在这个厂里工作，有些货物实在扛不动，我就不扛了，可以稍微偷点懒。
张宜：能比烧砖稍微轻松一点。
张涌泉教授：也差不多吧。所以（我）当过搬运工、做过砖瓦匠，在农村里面劳动过，经历过艰苦生活的锻炼。后来因为我爸爸在中学当老师，（我）得到机会又去当了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对我以后考大学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也算比较幸运，因为老爸是一个中学老师。我高中的时候就跟爸爸在他那个中学里面读书，潜移默化，我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比较仰慕的。
张宜：您父亲从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呢？
张涌泉教授：他以前是金华师专毕业的。我爷爷是农民，把我爸他们兄弟三个（抚养长大），让我老爸去读师专，很不容易。因为老爸是中学老师，我得以到高中去读书。当时上高中也要推荐的。后来又让我去当代课老师。假如没有考大学这个机会，我有可能就一直在农村里面当个中学老师了。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好好去读书，我们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农村劳动。但是我们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机会，有一批人上了大学，赶上了好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所以我爸爸的老师这个职业对我以后选择读书是有影响的。
《敦煌俗字研究》
张宜：张老师，我想问您，在（19）77年参加高考，您填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杭大中文系呢？
张涌泉教授：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不是太懂。你能（考）出来，就算好了。当时怎么填的志愿我都已经忘记了，只要能上大学就好，后来稀里糊涂的就给录取了，考得如何，怎么填志愿，我们都不是太清楚。
张宜：您走进杭大中文系是命运使然，可以这么说吗？
张涌泉教授：可以这么说。不过个人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时代，我们可能就会永远在农村里面、在社会的最底层，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我们算是赶上了好的时代。
张宜：（和您的同龄人相比）张老师您赶上了好时候，杭州大学的中文系又是我们国家汉语言文学的一个前沿地带，有很多著名的学者。
张涌泉教授：杭州大学虽然是一个省属高校，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的杭州大学在全国高校里面的排名，可能大概是30名左右，它是全国地方高校的领头羊，差不多就是第一名。前几天看到苏州大学的排名，好像到了三四十名，实际上苏州大学当时是排在杭州大学后面的。所以杭州大学当时虽然是一个省属高校，但是在全国来说还是很有影响的，这里面有很多很著名的学者，包括对我影响一辈子的学者，刚才讲的郭在贻老师，比郭老师更年长的有蒋礼鸿先生、姜亮夫先生，都是一代名师。这里也有很多古代文学、古代文献方面的大师级学者，比如夏承焘先生和胡士莹、王驾吾、徐朔方先生等，都是有全国影响的大学者，所以说杭大中文系当时还是很厉害的。
张宜：张老师，为什么您没有像当时其他那些青年人一样，到了中文系就会想到去研究文学，当作家，您为什么会对古代语言文字产生兴趣了呢？
张涌泉教授：我刚才讲过，这主要跟我的古汉语考试考得特别好（有关），把我的兴趣激发起来了。是在本科阶段就把我的兴趣激发出来了。
张宜：张老师，古汉语您能学得那么好，和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您的个性对您选择古汉语，选择近代文字研究，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张涌泉教授：跟我的个性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这人应该说喜欢读书，能坐得住，比较勤奋，肯吃苦。这个跟前面讲的艰苦生活的磨练是有关系的。（上大学）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父母的培养，对得起这么一个好的时代。
张宜：张老师，哪一个人、哪一本书、或者是哪一件事儿对您从事现在学术研究影响大呢？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决定从事文字研究和敦煌学的研究？
张涌泉教授：可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学开始，我（所遇到）的这些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我的小学老师是我们村校的一位老师，姓丁，叫丁成贤。这个老师对学生非常负责，上课条理很清晰，威信也很高的。后来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的高中老师叫程思维，他是老杭大中文系毕业的，他的课上得非常好。我高中的时候作文写得比较好，程老师也经常表扬我。我的高中同学，现在说起来都知道我的作文特别好。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碰到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宜：那个时候不是读书无用吗？）但是我也还是碰到了好老师。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张宜：所以底子还不错。）对对。上大学以后（遇到了）影响我一辈子的，影响我现在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名师。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郭老师，是郭老师直接把我引上语言文字研究这条道路上的。郭老师是我的任课老师，后来又是我的硕士生的导师。（张宜：任课老师就是他讲古汉语这门课吧？）对的，他讲古汉语这门课。我的毕业论文是蒋礼鸿先生指导的。（张宜：您写的是“《太平广记》引书考”。）对对，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跟三位同学一起合作写，由蒋先生指导。蒋先生也直接给我们开过课的。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是项楚先生。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裘锡圭先生。这些都是全国语言学界大师级的学者，碰上这么多好的老师，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张宜：您又一次提到了“幸运”这两个字。）人生难得，名师难遇啊！
你刚才问到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我想我现在走上这条搞敦煌学，搞近代汉字研究的道路，都跟一本书有很大关系，这本书就是《敦煌变文集》[3]。
变文是一种文学体裁，跟变相有关。变相往往跟佛教有关，演绎佛经内容，把佛经通俗化，用一组组图画来表现佛教故事，叫做变相。“相”就是图画的意思。变化的图像，相当于我们的连环画、小人书有故事情节的一幅一幅的画，就是变相。“变文”就是变相的文字说明，就是一幅一幅画的文字说明。（张宜：就是解释画的内容的。）变文相当于连环画的脚本。所以变文是一种文学体裁，但宋代之后失传了。很幸运，现在我们在敦煌文献里面发现了一大批敦煌变文的作品，总数大概有三百多个卷子。变文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类通俗文学作品的直接源头。当时有六位很有影响的学者，王重民先生、周一良先生、向达先生等，他们把敦煌文献里的变文，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敦煌变文集》。我读大学的时候，郭老师写了很多字词校释文章也是跟变文有关的。刚才我讲的（我）本科时候的指导老师蒋礼鸿先生，他的一本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解释变文里的词语的，叫做《敦煌变文字义通释》[4]
张宜：后来您的《敦煌俗字研究》[5]被视为可以和蒋老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媲美了。
张涌泉教授：我的书当然不敢和蒋先生的书相提并论。但是周一良先生确实讲过，他说我的博士论文和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敦煌研究）双璧”。一个是讲词语的，一个是讲俗字的。（张宜：这是对您的一种肯定。）当时我读本科生的时候，还没有确定（将来）具体的要做什么，只是对古汉语感兴趣。有时候写一些小文章。后来读了硕士生以后（才找到方向）。（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有一次（我陪）她到上海看病，我就把两本《敦煌变文集》（上下册）带上了，带到上海去了。（张宜：陪妈妈看病，您就在那看书。）对，有空的时候就读上几篇。我看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些字句校勘方面存在问题。我就给圈出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若干条这方面的札记。后来又把变文校勘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给它们归类。（张宜：就应该是考证了。）对。我把一类一类的问题总结出来。后来我向郭老师汇报，郭老师就让我分条写成专文。（张宜：让它系统化。）《敦煌变文集》里面有些错误，比如说，不懂俗字造成的错误，不明白俗语词造成的错误，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给归类了。归类以后，我再向郭老师去汇报。郭老师非常肯定，他鼓励我好好地再去仔细研读，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敦煌变文集校议》
张宜：张老师，您本科毕业，回到义乌文化馆工作，您为什么没有留在省城呢？
张涌泉教授：对，（我）本科毕业了，（就回义乌文化馆）工作了。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比较好的。没有留在省城完全也是一个偶然，为什么呢？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大学毕业生也是分配的，不像现在要（自己）找工作，（那时）是有分配指标的。当时的分配指标，金华地区有十几个（接收）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名额，就是我们中文系要分到金华地区的有十几个名额。但是我们只有五个金华地区考出来的毕业生，名额有十几个，那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金华地区的人必须全都回去，然后好几个其他地区的同学也被分配到金华去了。现在还有大学同学，不是金华地区的，照样在金华地区工作呢。否则金华地区的人不回去，其他地方的分到金华去，说不过去。当时分配的时候，还是考虑了地方因素的，哪个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到哪里去）。所以我当时虽然成绩比较好，包括郭老师，他也推荐我留校，但还是没能留下来。也怪我是个小人物。我的很多*员、学生干部同学都分到省机关里，我什么干部也不是，也没入*，所以就把我分到义乌文化馆去了。
张宜：义乌文化馆跟您今天从事的语言文献研究能有多大的关系呢？
张涌泉教授：文化馆主要是从事群众文艺工作，但是巧就巧在当时义乌文化馆和义乌图书馆还没有分开，（义乌图书馆）只是里面的一个图书组。就把我安排到图书组去了。义乌是有名的文化之邦，历史上也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骆宾王、宗泽、朱一新，近代以来的冯雪峰、吴晗等。当时义乌图书馆有5万多册古书。叫我去干什么呢？叫我去整理这些古书。所以这也算歪打正着，为我以后做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整理这些古书，丰富了我古书方面的知识。比如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知识，本来在学校里学得不够的，我通过（接触）这些古书，丰富了实践了这方面的知识。我现在搞文献整理，很大程度上和这些古籍整理工作是有关系的。两年以后，图书馆和文化馆分家，成立义乌图书馆，当时就让我当义乌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并且这个时候也要发展我入*。（张宜：要提拔您）因为我当馆长了，我们图书馆还有*支部的，馆长不是*员那可不行，所以马上叫我入*。（笑）我当了图书馆馆长，很快也入了*。（张宜：您怎么又去考郭老师的研究生了呢？）考研究生是因为我的兴趣还是在古汉语方面，我出差的时候去看郭老师。郭老师，包括母校的其他一些老师就鼓励我再考研究生。于是就考回来了，考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了两年研究生班，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郭老师。（张宜：考上古籍研究所，跟郭老师读了两年，这时候就开始系统研究古代语言文字了。）对，开始系统研究。郭老师给我们上文字学、训诂学这方面的课。当时我主要还是对文献学，包括训诂学方面感兴趣。后来搞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则跟裘老师、项老师也有很大关系。
张宜：您说当年陪母亲看病，您看了《敦煌变文集》，当时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您的硕士论文写了《敦煌变文校读释例》[6]。
张涌泉教授：对，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四万字左右，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发表了。前面我们谈到《敦煌变文集》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思路在郭老师指导下陆续修改完成的。当时郭老师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仍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郭老师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礅，郭老师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这篇文章写成后，郭老师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语，给予很高的评价，体现了郭老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热情扶持和殷切期望。在郭老师的大力举荐下，后来这篇长达四万字的论文分上下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来说，该是多大的鼓舞啊！（张宜：您硕士是哪年毕业的？）硕士是（19）84年9月入学，（19）86年毕业的。当时我们研究生读两年，是研究生班，我是班长。（笑）（张宜：这时开始当领导了。）（笑）我读大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是。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是班长呢？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员、图书馆的馆长，有一定的身份了。（笑）跟我同寝室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任所长刘跃进，他现在是厅级干部了，我是他的入*介绍人。前两天我到北京去，我还跟他合影了呢。我还跟人家吹牛，说我是刘跃进的入*介绍人，（笑）人家现在都是大领导了。
张宜：也是一段佳话啊！刚才您讲的这些就是对您从事敦煌学研究、古代文字研究有影响的人和事儿。您说到（19）89年的时候，郭先生就去世了。
张涌泉教授：对，郭老师是年初去世的。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曾把《敦煌变文集》中的一些疑点与敦煌变文的写本原卷（缩微胶卷）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该书的疏误大多与编者的误录有关；而当时发表的大量校勘、词语考释的论著大都依据《敦煌变文集》的录文，没能核对写本原卷，以致郢书燕说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这些论文散在报刊，读者查检不便，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如果能汇辑各家校说，并核对敦煌写本原卷，编辑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校本，那该有多好啊！我和郭老师谈了我的想法，郭老师表示赞许。由于这一项目规模很大，正好当时我师弟*征也在郭老师的指导下从事王梵志诗校勘方面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献，于是郭老师便决定由我们三个人合作，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后来郭老师又和我们一起讨论，提出编著《敦煌变文集校议》[7]和《敦煌吐鲁番俗字典》[8]二书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郭老师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
“三书”的设想和写作步骤大致是这样的：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通过核对敦煌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的失误逐篇写出补校论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加以修改并系统化，形成《敦煌变文集校议》一书；在《敦煌变文集》的基础上，增补其所未备，汇辑各家校说，并以己意加以按断，形成集大成的《敦煌变文汇校》一书；广泛调查搜集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俗字，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印证，上讨其源，下穷其变，勾勒出每个俗字的渊源流变，形成《敦煌吐鲁番俗字典》一书。
年春夏之交，“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的撰著工作正式启动。我们首先复印了所有当时能搜集到的敦煌变文研究方面的论著，并把与校勘有关的部分按《敦煌变文集》的页码逐篇逐句逐字顺序剪贴汇辑在一起；然后我和*征冒着酷暑，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借助阅读器把《敦煌变文集》所收变文与写本缩微胶卷核对一过，并做了详细记录。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开始逐篇撰写补校论文。我们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征负责《敦煌变文集》上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我负责下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初稿完成后，互相交换校阅一过，再呈交郭老师审阅，最后由执笔人写定。
在郭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年初，就有多篇论文寄交各刊物发表。年5月20日，郭老师在写给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的信中说：“弟与张、*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其中《敦煌变文集校议》一稿将于年底蒇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年初，正当《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敬爱的导师就匆匆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郭老师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写道：
涌泉、*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有件事拜托你们：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完成郭老师的遗愿，是我们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许多郭老师生前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把郭老师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学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年底定稿以后，第二年11月即由岳麓书社出版。这本书后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汉语俗字研究》
张宜：张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浙江远离敦煌，为什么在我们杭州大学里能够有这么一大批的学者研究敦煌学呢？
张涌泉教授：杭州跟甘肃相距很远，但是浙江跟敦煌有不解之缘。很多敦煌学的开拓者都是浙江人。早期敦煌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罗振玉，还有一个是王国维，他俩是敦煌学的奠基者，都是浙江人。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常书鸿，他也是浙江人。刚刚退下来的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叫樊锦诗，她也是杭州人。所以说浙江虽然跟甘肃相距遥远，但是浙江人与敦煌有不解之缘，很多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包括我，包括项楚老师，也是浙江人。项老师也是很有影响的敦煌学家。
张宜：对您的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师郭在贻先生去世以后，您又是在怎样一个机缘里面和项楚老师联系上的呢？
张涌泉教授：当时郭老师雄心勃勃地要带领我们做“敦煌学三书”。可惜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50岁生日还差一天。（张宜：太年轻了！）郭老师是当时语言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在全国影响非常大。后来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老师，跟郭老师关系非常好；还有中国社科院江蓝生老师，郭老师比她年长，对郭老师也很敬重。前辈学者像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他们对郭老师都是很器重的。他才华横溢，又年轻，有很多研究计划，如果他能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肯定会大得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抱负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就去世了。我本来可以跟郭老师再进一步深造，但是郭老师去世了，对我的打击也很大。郭老师出道比项老师还要早，这个时候项老师也开始崭露头角，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郭老师曾经评价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项楚是第一人。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互相之间有很多通讯联系。因为我们（我和*征）是郭老师的学生，所以郭老师去世以后，他的很多朋友也很关心支持我们。在郭老师的引领下，我跟*征与郭老师合作，在郭老师生前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所以像项老师、裘老师都知道我们这两个年轻人。郭老师去世以后，很多前辈学者关心我们、提携我们，（张宜：给你们创造机会。）包括项老师、裘老师，甚至包括季羡林先生，都是非常提携我们的。当时我在杭大不太顺，在各方面特别是晋职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季先生亲自跟我们杭州大学的沈善洪校长讲，他说杭州大学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好几个年轻人，当时列举了包括卢向前、我、*征，（他说）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很厉害的，要沈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