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唐译《飞鸟集》的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及读者的广泛批评，并最终促使出版社对该译本做下架处理，这对出版、翻译、文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启示。本文引入经济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梳理事件始末过程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深度案例分析，以深入阐释出版社、译者、读者及作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差异化角色及其互动关系。
关键词：飞鸟集；图书翻译出版；出版社；译者；读者
1.引言
作家冯唐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对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著作《飞鸟集》进行重译，该译本于年7月出版，之后因翻译用词及风格问题引发出版界、文学界、翻译界以及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议。尽管冯译得到了部分肯定，但反对之声尤为突出，普遍认为该译本严重有悖于甚至损毁了原著的经典本色。因此，年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迫于压力，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将该译本暂时下架。然而，热议之声至今未息，诸多评论家基于自身立场发表了褒贬不一的观点，而学者们则从语言特征、译者风格、伦理、美学等不同视角对剖析该译本与该事件本身（冯智强、辛光玉，：1-2；刘海涛、方昱，：1；高远，：1；郝俊杰，：1-2；曹维劲，：43-44）。从出版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该事件引发我们对该过程中各方利益、责任与互动的深度思考：在图书翻译出版、尤其是经典重译出版的过程中，译者、出版社、读者、原作者、原译者等不同利益群体各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如何互动？其责任与互动如何影响翻译出版进程？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将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情景化引入到图书翻译出版领域（冯全功、张慧玉，：1-2），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思考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以进一步明晰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及互动关系。
2.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2.1利益相关者概念及理论
美国学者I.Ansoff（Ansoff,，）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认为企业必须平衡考虑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该概念得到后续学者的认可与不断挖掘。R.E.Freeman（R.E.Freeman，）从广义上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及群体。基于此，M.Clarkson根据各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将其分为主要（primarystakeholders）与次要利益相关者者理论（secondarystakeholder,Clarkson，），其中前者指的是通过连续参与维持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群体，如股东、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客户等，而后者指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企业或受企业影响的群体，如*府、社区、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不能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运营目标，必须兼顾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这不仅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源于各群体在企业经济、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及贡献。
2.2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冯全功、张慧玉（冯全功、张慧玉，：1）最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翻译学与出版学研究中，指出图书翻译出版过程是该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或群体基于自身的利益与责任，不断进行角色互动而形成的。以原作与译作为核心，在当今十分复杂、多元、多变的环境中，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受到了诸多群体的影响，同时也在不同的范围内影响多种群体，那些对该过程有所影响或受到该过程影响的个人及群体可以视作是利益相关者。其中，持续参与并直接影响译作出版过程的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进行翻译原作工作的译者、通过作品对译者施加直接影响的作者以及最终接收并反馈翻译信息的读者，也包括对图书翻译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工作的出版社。而次要利益相关者指的是以间接方式影响该过程或被该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包括翻译评论家、翻译研究者、高等院校、译者培训机构、相关*策制定者、社区、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相关程度或大或小的利益相关者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利益，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其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互动尤为突出，且直接塑造整个翻译及出版过程。
2.3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
尽管利益与责任归属存在差异，但各利益相关者并非独立行事，而是围绕原作-译作这一核心，形成一个临时、松散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见图1），通过分工合作、持续互动来推动图书翻译与出版，甚至在译作问世之后，部分互动关系仍然活跃并持续对译作的接受与传播产生影响。如图1的虚实箭头所示，在这一动态、复杂的互动网络中，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相比，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与角色更加直接、突出，通常也更为重要。其中，译者和出版社无疑是该网络中最显著、最活跃的部分，二者直接承担翻译与出版的主体责任，其互动也最为频繁，且贯穿图书翻译出版的始终。传统翻译研究往往侧重于强调译者的责任，但对出版社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