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思想涉及哲学、民族国家、文化、道德、理性、公共领域等多个领域，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称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著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批判性，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批判以及韦伯目的行为合理化的批判中发展出其交往行为理论。本次汇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部分著作进行分析与解读。
1.交往行为理论（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其理论背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以及韦伯的行动理论。哲学三个阶段：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语言哲学。语言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其中后者对哈贝马斯影响最大。哈贝马斯通过对传统的批判理论（黑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海德格尔、福柯）等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批判性话语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都是在主体性原则下对主体性做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批判，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跳出意识哲学的范畴，往往都是在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摇摆不定（主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批判，目的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本身，要使现代性摆脱这种意识哲学。同时他也不同意韦伯的工具理性，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取向的。但在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下，最终会引发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即韦伯所说的意义丧失（无法提供对世界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和自由丧失（独立价值不存在，追求目的合理性——出现一种控制人的异己力量）。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韦伯的这种悲观主义，就必须超越意识哲学。总之，在对西方语言转向以及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批判中，哈贝马斯提出并建立了完整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首先，哈贝马斯在对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并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目的行为（又称策略行为，通常被认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规范调节行为（一个群体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戏剧行为（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一时的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以及交往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使用口头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目的行为的行动者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行为是行为者与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对应于社会世界与客观世界。戏剧行为对应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戏剧行为而言，我们把社会互动看作是一场遭遇，在遭遇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透明的公众，并且相互展示。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以主体间的沟通对话为主要形式，而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许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交往行为是建立在行为主体共识的基础之上，个体必须要以其公众许可的社会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通过沟通对话达到主体之间的共识，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在交往行为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交往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具合理性。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即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
2.现代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现代技术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哈贝马斯对四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类型以及来源进行了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亲缘关系，所以其危机类型主要是由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治形式的阶级统治，权力和控制的功能转让给国家，其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有效性要求与阶级结构之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危机类型主要表现为系统危机，经济危机即是系统危机。并重点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又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经济高度集中，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市场开始组织化，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国家开始履行许多经济系统的职责，用计划来调节经济循环过程，国家机器不再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是积极地介入到再生产过程当中。那么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增长，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后果问题（生态平衡、人类学平衡、国际平衡）。经济危机周期
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形态中的危机分析，最终将危机总结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经济危机（经济系统）、合理性危机（*治系统）、合法化危机（*治系统）和动机危机（社会文化系统）。其中经济危机和合理性危机属于系统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属于认同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危机相比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是更严重的危机，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系统，不管是经济系统还是*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都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最后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动机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也就是说，文化危机才是最根本的危机，最严重的危机。
简单地来说，晚期资本主义过程中，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其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其自发性，由于*府积极采取行动来避免危机，所以经济危机就被转移到了*治系统中，具体方式是，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最后，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系统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要想获得这些条件，就必须把对内在自然的整合彻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化方式。也就是说，必须把内在自然的整合与需要证明的规范脱离开来。
思想史上存在激进的解释认为人类的社会化模式受到怀疑，这种解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个体的终结。而直到现在，个体的终结也还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不安感觉和自我体验的领域而受到经验的验证。哈贝马斯反对这一解释，并不认为现在的社会逐渐导致个体的终结。哈贝马斯认为，异化现象正日益被非本真现象所取代。埃齐奥尼将异化解释为世界对于行为者的不回应，迫使他屈从于他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引导的力量。非本真性是区分出的异化的一种形式，非本真性（埃齐奥尼：如果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一种语境、制度或社会却没有明确的反应，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本真性），这种区分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当中引人注目的整合力量和回旋余地。具体表现为：社会冲突可以转化为心理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私事归咎于个人，同时，被重新*治化的心理冲突的抗议形势可以得到回避，也就是说变成了能够用行*手段处理的问题，并作为宽容范围扩大的论据而被制度化。比如近年来的学生抗议活动，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灰色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系统可以与他所招致的非制度化的反对力量和平共处，而无需解决成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动机理由或原因的问题。
3.多元社会中的平等权——包容他者（移民）
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治的概念，其核心就是哈贝马斯所说道德层面上的“包容他者”。那么什么是话语*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有三种规范模式：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以及程序主义的民主——即“话语*治”，这种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的，话语用一种商谈和决策程序将不同的利益和公民的文化共识融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联系，在（协商和规范程序）这些前提下，就可以获得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
哈贝马斯认为，道德的合理内涵就是要求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为对方承担起责任。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同时，所谓平等对待，是指平等对待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属性。个人与其他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绝对差异。对差异十分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包容他者，就是强调多元社会中的平等权，平等沟通和协商，尊重他者的他性。这种他者的话语，也体现在它所分析的“亚洲价值”中，随着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除了一些超级大国，也有部分国家在逐渐崛起，渐渐参与到全球性的讨论当中，那么在全球性的管理体制下，更是要重视这些国家的价值和话语权，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把*治法律化，才会有助于克服现代化在不断加速过程中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一切高度复杂的社会都必须解决一体化问题，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公民团结。所以在全球层面要想克服冲突和紧张，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只能依靠包容。只有共同体尊重他性，包容对待其他共同体，才能共同发展。哈贝马斯用移民来分析这种包容，欧洲最开始是排斥外来人员的，移民具有双层同化的要求，包括*治社会化（适应当地的*治文化），以及文化适应（这种适应不光是外表熟悉，而且要深入体会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习俗），直到民主法治国家把两种一体化层面严格区别开来，他们只要求移民做到第一种*治社会化，这样，民主法治国家就可以保全其共同体的认同，使之免遭移民的冲击，因为这种认同依靠的是*治文化中的宪法原则，而不是本土主流文化生活方式的基本伦理取向。哈贝马斯认为，一切个体有权提出*治避难的要求，移民是合乎道德要求的，那么同化是否还有法律要求？不管怎么说，移民欧洲都是受益方，当然，西方有实行自由主义移民*策的义务，向移民开放自己的社会，同时不应当根据接纳方的经济要求来规定移民的数量，也就是说，不能只接受那些“受青睐的技术专家”，而应当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标准来制定移民数量。
3.民族国家理论
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主要观点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性发展的趋势下，民族国家结构会出现一系列的危机，比如民族国家管理能力的弱化、集体认同的淡化、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间的冲突等等，通过对当时德国国内*治以及国际*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哈贝马斯提出了“后民族国家”结构，主张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特别是提出其所谓“没有世界*府的全球管理制度”。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为了回应合法化与一体化的双重危机，*治危机随着旧欧洲封建秩序的灭亡而出现，并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而加深。——民族国家同时处理了合法化与整合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主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结状态，虽然这种动态的图景会不断挑战边界，直至摧毁民族大厦，但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功能和合法化条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的税收能力造成了巨大的财*压力，管理能力和效率降低；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降低，全球化触及了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公民团结的文化基础；最后也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福利*策，市场逐渐压制*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全球化导致软弱无力”，那么现代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哈贝马斯认为，顺应本地竞争的命令根本没有出路，以欧盟为例，虽然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其经济基础得到了加强，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本地竞争自身的情况，也就是说，丝毫没有改变组成防御联盟对抗外部世界的模式。为此，针对这一困境，哈贝马斯提出：后民族结构，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世界*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即其所说的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全球化进程使我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为此，民族国家应该尝试超越自己，建立跨国家的*治行为。各国都必须在对内*策上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承担着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合作过程中，相互制约，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强制协作的意识。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全球行为者才能把自己看作一个共同体的成员，相互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建立起普遍的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借助于公民意识，只有形成一种世界公民意识，即一种超越国家利益，全球治理的视角，如果国民意识本身没有提前做好这方面的转型，只看重自我利益，那么就无法指望*府会做到从国家关系向世界内*的转变。而这涉及的主要承担者不是*府，而是社会运动和非*府组织，即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不管如何，必须重新建立一个与全球化市场相匹配的*治调控机制。总而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在民族框架内，*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拿欧盟为例，只有使欧盟实现联邦制，才能带来一些新突破，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在未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这种秩序既保持着差异性，又实现了社会均衡。
本期作者：刘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19级硕士生）
本期编辑：刘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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