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管的出版社，也是我国唯一专门出版藏学书籍的机构，中央确定的全国四家公益性出版单位之一。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于年。30年来，在上级单位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与建设，出版社相继推出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先哲遗书系列丛书》《慧宝系列丛书》《百姓益友系列丛书》《东噶藏学大辞典》，以及《现代中国藏学文库》《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丛书》《西藏通史》等藏汉文图书。在当前文化全面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国藏学出版社坚持以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优良的图书品质获得了作者、读者和上级部门的认可，在涉藏图书出版领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逐渐树立了“中国藏学”的品牌形象。
与新中国的藏学事业一同起步，30年间出版社从每年出版数种图书到出版百余种图书，图书数量和品质同步提高；图书类型从文献等基础史料的刊布到古籍整理、藏学研究著作的出版，进而扩展到大众藏学图书的面世，受众不断增加；出版图书的文种从藏文、汉文到英文、梵文、德文等，多种文字间插的编辑处理能力也稳步提高；图书印制方式从铅字印刷到胶版印刷，再到现在的CTP制版印刷和数码按需印刷；出版形态也从纸质图书到纸质与数字出版并存；合作和交流范围从国内逐渐走向国际；发行范围从单一渠道渐次扩大到多种渠道、多级网点，全国重要的图书卖场和电子商务销售渠道都能方便地购买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图书；除了被动接受选择的市场销售以外，公益性的定向赠阅也已深入藏区基层。这些变化，正是“中国藏学”出版品牌逐渐形成的过程和重要方面。
一、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开端
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发现大会议题中没有把佛教古籍考虑进去，于是写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建议提交给大会。后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采纳了他的建议，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国家规划。年8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1]
四年之后的年4月29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在京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就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专题座谈会，季羡林、任继愈、王森、李有义和藏族学者多杰才旦、多吉杰博、土登尼玛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等约50余人与会。座谈会上，学者们对藏文文献典籍的整理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专家们一致建议《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应尽快整理出版。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6月，成立不久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便及时向上级单位报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希望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使之与当时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正在分期出版的汉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中华大藏经》。9月26日，中央批准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要求做到“精心组织，精心指导，使整理出版的藏文《大藏经》达到高质量、高水平”。12月29日，成立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报告获批。中国藏学出版社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藏学图书出版社，也成为了新中国藏学书籍专门出版的开端。
作为新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应运而生。《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出版，成为新成立的中国藏学出版社面临的第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国告别“极左”思潮，以国家名义有计划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的具体实践。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首发式（）
二、出版业务格局与奖项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出版活动，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出版成果。年10月，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卷，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卷[2]，宣告《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出版工作圆满完成。从出版社成立到年10月，共有卷藏文对勘本大藏经出版，这项工作先后历时22载，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
通过锻造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这一图书珍品经典，出版社的人才队伍得到了锻炼，制度和机制得以树立，为出版社推出其他藏学研究成果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30年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种藏、汉、英等各种文字的图书，出版内容包括古籍史料整理、藏学研究专著、国外涉藏名著译介，以及当代西藏题材作品。年，在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际，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西藏热”再度兴起，涉藏题材图书的出版出现了新的局面。鉴于此，中国藏学出版社在致力于专业出版的同时，加大对涉藏题材图书资源的开发力度，出版了一批既有学术含量、可读性又强的图书，通过挖掘“大众藏学”选题，使学术经典与大众读物比翼齐飞，引导广大读者深度欣赏西藏[3]。目前，中国藏学出版社逐渐形成了“发掘古今人文资源，锻造图书珍品经典；力推藏学研究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