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选自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所著《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书籍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它被作为圣物崇拜，例如《圣经》，人们会带着虔诚之心去描绘它、装饰它；二是它被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但第一条尤为重要，它是本质的，它警示我们，要艺术地看待书籍。那种把书籍仅仅当作读物的读者，肯定不是真正的读者，因为粗劣的书页是对阅读的妨碍，它妨碍了人们对知识的敬畏，对经典的虔诚。书籍的最高使命也许是：
Literascriptamanet.
“让文字永存不灭。”它必然是艺术的。它和图像一样，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我们现以年梁颖先生策展的“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为例稍作说明。
第一例是五代写本《妙法莲华经》，一部人们崇拜的圣书，纸张用的是加工颇为繁复的磁青纸，书写用泥金，即把金粉调成颜色手写。屈指算来，这部《妙法莲华经》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可一瞥之下，它的金字闪闪发光，如同刚刚写就，让人叹为观止。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调不出这么漂亮的金色了。如果看一看这七卷前的扉画，画工的一丝不苟和制图的耐心毅力，以及扉画背面的装饰图案，连同字字端正的经文，都让我们认识到了何为“庄严佛净土”。
另一例是乾隆内府抄本《进瓜记》和《江流记》，这是典型的皇家图书。纸张洁白如玉，是清代的名纸之一开化纸，正文用四种颜色抄写，可谓精妙绝伦。其中不同的颜色除了区分戏曲中的解说、用韵、曲牌等等之外，显然也有用不同颜色帮助人记忆的作用。
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的信奉者雅克·勒格朗（JacquesLegrand，约—约）所说：“在手抄绘本中用不同的颜色可以帮助人们记忆不同段落的内容……书中的不同形象和颜色，以其差别和多样能帮助人们清楚地回忆起书中的内容。”
▲《进瓜记》《江流记》，视频转自“诗书画”
不过，如果把书装潢得太豪华了，有时也会让人看厌，有落入俗气的危险。非常崇拜宋版书的清代嘉道年间大藏书家*丕烈就格外节制，他命人装修的书似乎从不在漂亮上下功夫，而是在恢复原貌上费时费力。
上海图书馆展出的《重雕足本鉴诫录》，因书的四周边缘狭窄，在明代就为大收藏家项元汴用纸在四边接补了一圈。此书传到*丕烈手里，他又为之重新装裱，题跋中说：
此书向为天籁阁旧装，所补纸皆白色不纯者，故项氏图章及阮亭先生（清代诗人王士禛之号）校改朱笔，皆在白纸上。余今为之重装，悉以宋纸补之，取其色纯也。于图章及校改朱笔，仍留其白纸痕，所以传信于后。四围并前后副叶，皆宋纸。面叶亦宋金粟藏经笺。装潢古雅，与书相称。虽损旧装为之，恐或还有益于是书。装毕，复志数语于后。荛翁。
民国年间的大收藏家吴湖帆也装补过一部宋版书，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梅花喜神谱》，现藏上海博物馆。吴湖帆也是在四周接纸，但他接的是印有梅花图案的花纹纸，显然他不是为了原貌而是追求美观。
我们如果再把吴湖帆先生所藏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这是一本残册，也在展览中展出——和*丕烈所藏的同一部书的另外几本残册相比一下，一定会对其中的趣味之别有新感受。吴湖帆的书面是明代的如意方旗锦，*丕烈用的则是旧纸，不过那种旧纸至少是明代之前的旧纸。因此我们不妨说，*丕烈是复古派的装潢，而吴湖帆是艺术派的装潢。*丕烈希望保持原貌，吴湖帆希望观感漂亮。
▲《梅花喜神谱》，吴湖帆收藏
西方的手抄本大致也有这样的区分，但主要是在艺术上争奇斗艳。
所谓的圣坛式装帧（AltarBindings），木制的封面上通常装有宝石、玛瑙和雕饰过的大理石，甚至*金。
拜占庭式装帧（ByzantineBindings）的封面往往有象征的图像，内衬则使用贵重的织锦。
相比而言，羊皮纸装帧（ParchmentBindings）就简单多了，虽然也用木材做封面，却是光秃秃的，有的甚至连封面都没有，仅以金属做的防护物和饰物来加固。
然而，不装饰如果做到极致，也会有国色天香、不施粉黛之美。例如*丕烈装帧的书就是如此，那种纯然古意的纸色本身令人想起了西塞罗的名言：“装饰的美人固美，不装饰的美人更美。”这似乎对现代装帧也有影响。例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异端者的悲哀》，就全无装饰，只保留文字的简洁，他的《春琴抄》更是佳例。鲁迅的一些封面设计显然也受了日本简洁封面的影响。
让人对纸的颜色产生美感，做纯粹的欣赏，或许在唐代就发生了，到了宋代更是登峰造极。美国的美术史家乔迅（JonathanHay）写过一本书，中译本名为《媚惑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SensuousSurfaces:TheDecorativeObjectinEarlyModernChina），论述奢侈物品魅惑的表面同时带有隐喻的（metaphoric）和触动人心的（affective）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借助于我们对器物的愉悦体验被实现。书中的例子很吸引人，但他漏掉了中国古人对纸张颜色的欣赏，确是一大遗憾。
古人对纸张的欣赏，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通蔡襄的信札，谈的是澄心堂纸，那是中国造纸的登峰造极之作，名贵到极点，连傲视同侪的董其昌面对它时，也踌躇退让，感慨地说：“此纸不敢书。”米芾也非常爱重纸，他的《十纸说》是研习中国美术史的人所熟知的。
此处我要特别提一提清代学者阮元的记录，他在宫廷里看过不少名纸，所著《石渠随笔》卷八有一节题目叫《论纸签》，就是过眼纸笺的记录。我们先不管笺，只谈一谈他列举的一些纸张。他说澄心堂纸细腻光洁，比明代的宣德笺质地还要好。端本堂纸如金粟笺而稍薄，其帘纹可见，上有“端本堂”三个篆字的蜡印，可能是元代的纸。又说元代的明仁殿纸与端本堂纸略同，上有泥金隶书“明仁殿”三字。乾隆年间仿明仁殿纸也用金字印。又说梅花玉板笺“极坚极光滑”，上有泥金画水纹。乾隆年间有一种纸，叫仿梅花玉板笺，就仿的这种纸。他也谈到金粟笺，说金粟笺色白，上面像有一层蜡者最好，其次是老*色，如果*白不均、质理松者就比较差了，因为写起字来不得墨。他例举的还有金粟山藏经纸、转轮藏经、法喜大藏等等，并谈到一种玉粟笺，说它大都比较小，非常大的极罕见。乾隆皇帝画《盘山全图》用的就是这种玉粟笺，长约六尺余，宽三尺余，非常难得。
▲蔡襄《澄心堂纸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乾隆的御笔小品则用粉笺蜡笺，它们不是明代的，更不是宋元的，而是乾隆年间新造的。乾隆年间还仿造过圆筒侧理纸。乾隆写的字轴，装潢时最喜欢用旧的宋纸，如果是大册，就用金粟笺接补装成。金粟笺流传下来的都比较小，接得好，就看不出接缝。记得傅增湘说过他对清代宫廷印书用纸的观感，说开化纸洁白如玉，太史连色如金粟。这是单纯中蕴含的豪华和高贵。不难想象，对精美贵重的豪华书的需要，乃是帝王和贵族的普遍要求，就算是平民或许也有这种奢望。这种奢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既有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所称的“炫耀性浪费”，又有因为这种浪费而造就的一批靠此为生的艺术家，说不定还是当时了不起的艺术家。
▲“金粟山藏经纸”印
我们用这么长篇幅讲书籍的艺术，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内容？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人类的文明说到底也是书籍的文明。我常常喜欢引用的一段话这样说道：“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