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行业

首页 » 常识 » 常识 » 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
TUhjnbcbe - 2021/8/28 23:33:00
北京那个医院看白癜风最好 http://m.39.net/pf/a_4540769.html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业在出版业态、出版结构、出版板块和出版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进行再认识。在出版业态方面,当代中国出版形成了新工匠出版、机械化印刷出版、数字化出版三元并存的出版业态,数字化出版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出版结构方面,当代中国出版在出版属性、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产业属性凸显、新兴出版崛起、产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多元;在出版板块方面,本文认为过去的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三大板块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前中国出版业的现状,需要用主题出版、大型出版工程、教育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大众出版五板块理论来对当代中国出版业进行分析概括;在出版功能方面,本文在过去五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中国出版具有塑造信仰、认同价值、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历史、呈现前沿、规范话语、提供娱乐、中外交流、推动社会等十方面的功能,对出版功能进行了拓展和深化。

关键词:出版业态?出版结构?出版板块?出版功能

中图分类号:G.2

近二十年来,出版业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数字出版迅速兴起并对现代传播、现代出版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整个出版业从业态、结构、板块、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需要我们对传统出版业进行再认识、再反思、再总结,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这里笔者结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谈些粗浅认识,以引起学界和业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将出版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一、重新理解新世纪以来出版业态的新变化出版形态与社会技术形态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密切相关,社会技术形态直接决定了出版形态。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与出版密切相关的技术促进了中国古代出版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古代中国出版业较为发达的技术基础。但中国的出版印刷技术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这是一种工匠式出版方式,与我国发达的农业社会形态相匹配。在西方吸收了中国印刷技术并与机械工业相结合而形成机械化印刷技术后,我国传统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印刷技术就相形见绌了。机械化印刷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印刷和出版的能力,使出版业从过去的作坊式的小范围生产、复制、传播和消费,转变成机械化、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复制、传播和消费,它是工业社会形态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普及。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社会技术形态和出版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传入西方先进的机械化的铅印技术,并结合汉字特点不断进行技术变革,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操作的工匠式出版向现代大工业、机械化大生产的印刷出版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出版领域的机械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出版生产力,使我国印刷出版业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路,在20世纪末我国进入到世界出版大国行列。然而,在世纪之交,随着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崛起,一种新的出版形态——数字出版形态迅速兴起,并对出版业产生划时代的革命影响。20世纪末,数字传播技术传入中国并迅速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数字传播技术在信息传播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它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改变了传播的生态,传统的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新的传播形式日新月异,传播产业链条不断重组,传播边界无限扩展,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传播理论被颠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很多媒体加速衰落乃至趋于消亡。出版业是受到数字传播技术影响和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出版业成了数字传播技术及其所衍生的应用技术的试验场:数字出版技术首先重构了过去的出版流程,使传统出版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它改变了传统的作者、出版者、读者相互分离、割裂的状况,将其纳入到统一平台之中;它将传统的作品—编辑—出版—印刷—发行—阅读这一长长的链条缩短为作品—编辑(发布)—阅读,改变了出版产业链,降低了中间环节,提升了传播效率;它将传统的由作者通过出版者流向读者的单向传播,变成作者、出版者、读者的互动和双向传播,并使得作者和读者角色瞬间互换,如此等等。数字出版方式集合了工匠式出版方式和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优点,而规避了其短处,它可以将过去看似矛盾的大规模复制与个性化、碎片化并行,大范围传播与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传播共享,因而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出版洪流。新的传播技术催生了很多新的出版现象、扩展了新的出版领域,形成了新的出版业态: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移动出版、数据库出版、游戏出版、社群出版、智能出版、视听出版、知识服务等等新的出版术语及出版业态不断涌现,让我们眼花缭乱,摸不清出版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三种出版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它们各自都有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工匠式的出版生产方式获得了新的展现形式,并在机械化出版生产方式和数字化出版生产方式肆虐的大背景下获得新生:现代手工书已经不仅仅为了传授知识,它给了制作者和受众以“体验”的机会,同时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和功能,一本精美的手工书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制作手工书的过程就是文化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过程。目前手工书市场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出版领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出版群体和受众。很多手工书在工艺上还借助机械印刷的高清晰度和复杂性工艺升级了制作档次和品位,借助数字化的表达形式赋予手工书更多的功能。例如,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读者·晋林工作室,以建构“产、学、研”为一体的工作室为目标,开展手工书的创意和研发工作,把敦煌艺术作品通过手工书的形式赋予其新的符号含义,在设计创意、印刷材料、印装工艺等方面不断打磨,求新求变,用工匠精神做成精美手工书,增加了传统出版的附加值,提升图书出版的品位,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机器印刷时代的出版生产方式目前仍然居于主流地位,在经济规模、日常阅读习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尤其是在公共领域(机关、学校等)纸质出版物还依然有着压倒性优势。但由于数字出版的冲击,机器印刷出版生产方式日显颓势,每况愈下。这种颓势首先表现在报刊业,尤其是主要依靠市场和广告收入生存的都市类报刊、娱乐性报刊。表面上看数字出版对图书出版的影响还不大,图书出版业连续多年还保持一定量的增长,图书总印数、定价总金额、销售总收入等还在连创新高。但图书的增长率却在不断降低,图书印制册数一度多年徘徊不前,从年到年,图书品种数、印制册数、总印张数和定价总金额分别增长了%、60%、%和%。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图书出版的定价增长率和品种增长率远远高于总印张和总印数的增长率,图书增长主要依靠品种扩张和价格增长。但相对于报纸和期刊的不断下滑,图书出版业还是幸运的。进入新世纪以后,数字出版异*突起、攻城略地。数字出版从初期的光盘(CD-ROM)等载体形式,不断扩展边界,逐步发展到网络出版(以互联网文学网站为代表)、移动出版(手持阅读器、手机APP等)、数据库出版、视听出版等,进而演变为知识服务,出版正在和其他传播型形式加速融合,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而在数字出版的大潮中传统的出版业不仅没有扮演主要角色,而且显得处处被动,处于防守状态。数字出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不是在我们熟悉的本领域进行,同行之间的竞争是可预测的,而给行业带来杀伤力的恰恰是过去不为行业所知的业外企业。年由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发起创建的中国知网,最初目的是建成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通过产业化运作,为全社会知识资源高效共享提供最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最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结果却成了最大的数据出版库和知识服务平台,对传统期刊出版的销售产生巨大冲击。成立于年的中文在线,通过内容的聚合和管理,向手机、手持终端、互联网等媒体提供数字阅读产品;为数字出版和发行机构提供数字出版运营服务;通过版权衍生产品等方式提供数字内容增值服务等,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国内数字出版的领先企业,公司形成了“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出版”的全媒体出版模式,并成为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内容提供商之一。年组建、年3月手机客户端上线的喜马拉雅,致力于“成为全球声音生态的领导者、全球最佳内容创业平台、中国创业企业最佳雇主”,一经投入运营,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用户量迅速超过万;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喜马拉雅音频总量已超过万条,单日累计播放次数超过万次,在移动音频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达73%,成为国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这些只是数字出版的冰山一角。今日头条在短短的几年内,负责内容审核的编辑人数达到了人,这在传统出版领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很多数字出版企业还没有出版资质或出版权,但他们借助传统出版企业的资源积累,采用传统出版企业所不熟悉的新尺度、新技术、新关联、新结构形成出版新业态,放大了出版媒介的效应,增强了出版的影响力、传播力。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实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他还认为,一切媒介都会重塑他们所触及的生活形态,重新塑造新的尺度、形成新的比率。因此,数字传播技术作为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子时代的媒介”,也在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重构人们的生活状态,再造社会生产关系。新的出版形态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新的出版生产力不断进行革命性变革,但我们的出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管理方式还停留在工业化的印刷媒介时代:资源配给方式是计划式的,进入壁垒高筑;资金投入重点是传统的,工业化的出版方式依然是出版投资的主体,出版业视数字出版为畏途;产业链条是割裂的,上下游之间、不同出版链条之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边界,行业外对业内的冲击常常视而不见,而行业内则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不同媒介之间是分离的,无论是体制、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的知识能力结构都使得彼此打通变得极其困难;传统的出版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是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组织方式与数字传播所要求的扁平化、矩阵式、灵活应变的组织结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渠道和传播方式是多年不变的,每年的订货会、书市、展览会都是老面孔,话语体系恒常不变;出版业对新技术是漠视的……在拥抱新业态方面,在媒介融合方面,出版业明显落后于报刊、广电等传媒其他领域。传媒界很多研究者已经突破传统传媒的一些经典型解释框架,比如传统的信息发布者、传播者、渠道、受众、反馈等在数字传播环境下正在被重构,加入了场域、情感、关系等新的要素,形成新的传播业态、传播规则,有学者认为:“‘新传播’的关键就是内容、渠道、环境、关系和情感与传授者的高度匹配,形成最大的公约园。”[2]这里的所谓公约园就是新传媒生态的传播场域。反观我们目前的出版研究和实践领域,对出版的新业态、新规则、新关系、新规律还很陌生,出版理论研究与实践进程都显得滞后,亟须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尤其是加强与新出版形态的企业合作,密切
1
查看完整版本: 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