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斯霆
年前后，在编报之余，我还受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办公室所聘，担任了《天津通志·出版志》的特约编辑和部分章节执笔人。特约编辑中，任希儒、余秋明、周祥初都是资深出版人，编辑图书出版方面的稿件可谓当行出色。来自社科院历史所的董振修本是*史专家，审看涉及民国时期进步书刊的稿件也是驾轻就熟。而年纪最小的我，则是在负责加工旧天津通俗文学方面稿件的同时，还承担了有关年后天津新华书店那部分文稿的编校工作。因那时我曾有过研究现当代书局与书店的想法，遂在阅读此类内容时，便格外留心，特意做了摘抄。虽然最后这个研究没能落实，但当时看到和记下的新华书店天津分店成立后，为推广书刊而想出的征求“新华之友”等“点子”，却一直存留在记忆中。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后，刚刚由新华书店在津的第一和第二门市部合并组成的新华书店天津分店，承担了发行《新华月报》《新观察》《文艺报》等期刊的任务。面对发行业务尚未完全展开、读者不固定而期刊到货又不定时的状况，当时担任业务主任的谭盛田非常着急。一天，有几位佩戴某机关徽章的人来店里选书，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谭盛田突然受到启发，急忙召集业务人员开会琢磨。经过集思广益，一个在全市范围征求固定读者的活动展开了。他们请人设计、制作了一批以中国版图为背景，上面标有“新华之友”字样的纪念章，分为红、*、白三种色别，按读者订阅期刊一年、半年和一季度不等分别发放，并凭不同颜色纪念章可享受不同折扣的优惠。此举一出，书店读者如云。刚刚迈入新时代渴望接受新思想感受新天地的人们，都以能订到新期刊和成为“新华之友”为荣。这项活动不仅使几种期刊的发行量猛增，同时还激发了读者的购书热情，带动了其他图书也一路旺销。据后来统计，当初“新华之友”纪念章的获得者，大都成为天津市新华书店的首批基本读者。
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书店在天津网点少，边远地区的读者购书十分困难。面对这种供需矛盾，天津分店的业务人员打起了曾缴获来的一辆十轮大卡车的主意。他们将车厢的两边固定上书架，摆上图书，喇叭一响，扯着“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布标的大卡车便直奔城郊的工矿企业和部队。这一做法此后多年被沿用，在配合新婚姻法、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的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天津的许多老人都还能清楚地忆起当年新华书店的流动“大篷车”。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建店初期的流供宣传车，图据《城市快报》
继“走出去”之后，天津分店还创造性地搞起了“请进来”。他们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从年起，相继举办了“教师日”“医生日”“文学日”“工程师日”“鲁迅诞辰纪念日”等不同类型的图书销售日活动。他们提前备货，专门集中陈列展示相关专业书籍，届时请对口的读者一同进店选书，既为爱好相同的读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机会，又做到了销售的有的放矢。如在“文学日”中，他们集中推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在烈火中永生》等书籍，便都创造了销售佳绩。此举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了当时各地新华书店的固定业务，并成为以后各种不同类型专业书店的雏形。
如今天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会忆起当年少年儿童读物门市部对自己的影响。该门市部年由天津分店建成后，立即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尤其是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后，门市部在团市委和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对少儿读物实行“凭卡购书”，当年销售额比上一年便增长了近百分之二百。在此基础上，年4月6日至5月13日，门市部又与团市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少年儿童读物展览会”。37天内，共接待少年儿童八万多人。在此期间，还放映了各种知识性幻灯片场，并举办了五次座谈会和一次作家与儿童会面活动。随后又在儿童节期间举行了“少年儿童读物宣传月”，印发了致家长一封信和推荐书目五万份。最终的结果便是，门市部当年6月一个月的销售量就接近年全年的销售量。
（刊于5月24日《天津日报·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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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4日，《天津日报》综合性文艺副刊“满庭芳”创刊，至今已走过38个春秋，出版多期。作为一块综合性副刊，“满庭芳”内容丰富多采，风格多样化，将思想性、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满庭芳”不断探索，努力创新，始终为读者带来高品位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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